第45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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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从各种军事方案中进行选择，在运用外交手段方面，选择时机和策略，以及在每一次交错着防务和外交问题的危机中选择一种稳妥的处理办法。他的这种态度在他爱用的一些对偶词句中得到了反映：

我们决不要由于恐惧而谈判，但是也决不要对于谈判感到恐惧。

——1961年就职演说

在总统的盾形纹章上，美国之鹰的右爪抓着一根橄榄枝，左爪则抓着一束箭。我们打算对两者都给予同样的重视。

——1961年第一篇国情咨文

我们的政策必须把坚定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使之达到为保护我们的重大利益所必要的程度，假如可能，便通过和平的手段，假如必要，则通过坚决的行动。……我们既然不想看到自由世界认输投降，我们就应竭尽全力以防止世界遭到毁灭。

——1961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

我们如果要维持和平，就必须勇敢地面对战争的危险。……外交和国防是不能相互替代的。……有抵抗暴力的意愿，而没有谈判的意愿，只会引起战争——有谈判的意愿，而没有抵抗暴力的意愿，只会招致灾难。……我们虽然自由地进行谈判，但我们决不拿自由作交易。……总之，我们既不是“战争贩子”，也不是“绥靖主义者”，既不“强硬”，又不“软弱”。我们是美国人。

——1961年在华盛顿大学

这种处事态度使得那些习惯于只会按非白即黑的思想方法去考虑问题的人感到不悦或迷惑不解。一位编年史作者指责肯尼迪煽动冷战，另一位则说他闭眼看不见共产主义的威胁。有一个批评他的人说他的就职演说和第一份国情咨文是危言耸听，另一个则说它幼稚无知。有两个记者曾就外交政策问题访问了他一小时，后来他们核对了各自的记录后发现，一个认为他相当强硬、寸步不让，另一个却认为他颇希望达成协议。还有些人把他八面玲珑的态度归因于他想取悦每一个人，归因于他的妥协倾向，或顾问太多。一位专栏作家向他提出：“你不能既当张伯伦，又当丘吉尔。”一位教会发言人——他对肯尼迪努力搞裁军感到高兴，但对他强调国防却感到不快——劝告他：“不要同时去做两件截然相反的事情。”对此，肯尼迪以心脏有规律的张缩作比方来回答道：“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同心脏一样——有收缩，也有舒张。”

他对战争和“赢得胜利”的态度

约翰·肯尼迪无论是和父亲一起在英格兰时，同海军士兵们一起在南太平洋上，在为他的哥哥和妹夫举行的追悼会上或是作为国会议员出访亚洲和中东时，都看到过常规战争的丑恶一面。但是核战争却是无法用相同的尺度去衡量的。“由于科学的创新以及人类不能控制彼此的关系，”他说，“我们恰巧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世界上通过武装冲突解决国际问题的时代早已过去。”

他非常敏锐地觉察到，处在一个美国和它的主要敌手都能在几分钟内摧毁对方社会的世界上，统治国家的责任何等重大。他说：“这一点使问题的性质改变了。”

它改变了所有的答案和所有的问题。我认为许多人并不真正懂得这个变化。……到了那一天，发生了大规模的交锋，那么末日就来临了，因为你们在谈论的是……在头十八小时

里将有一亿五千万人死于非命。这相当于美国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经历了五百场第二次世界大战。

约翰·肯尼迪并没有因为这些死亡数字而感到烦扰。他常常公开引用这些数字，不过这些数字也没有使他惊惶失措或丧失意志。为了防止在核讹诈面前战败，他仍然愿意冒一场核战争的最后风险。在这种风险面前，他既不畏缩后退，也不挺而走险。在维也纳同赫鲁晓夫会谈之后，他听取了一次绝密的、高阶层的关于核交锋种种后果的情况汇报，这一事实曾被人大肆宣传。其实这次汇报是例行公事。它显然正如人们所讲的，并不是肯尼迪早先关于建立放射性尘埃掩蔽所的决定的依据。在汇报过程中，我就坐在他的对面。据我看来，他并没有显得“大吃一惊”，也没有象某些报道所说的那样有任何别的情绪紧张的反应。

然而，这次情况汇报却证实了他已经知道的这些冷酷事实：（1）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能“打赢”（按本同的任何合乎情理的意义来说）一场核战争；（2）除了遏制苏联的全面进攻以外，我们对共产党国家的每个行动发出要进行“大规模报复”的威胁，也不再是可行的了，因为现在它会招致我们自己的毁灭；（3）“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或“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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