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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目的,就是企图弥补上这一部分内容。'51'它构成了乾隆初年仁政中的仁政,一切德政的核心。
其时政府赈济的作用不可摸灭,《啸亭杂录》(卷1):
乾隆六年夏,霖雨数旬,永定河漫口,淹没田庐数百里,上命步军统领明安广为賙济,明亲乘木筏,施散饼饵,日以数百万计;特建席棚以处灾黎,凡活者数百万人。
《朗潜纪闻·二笔》(卷2):
乾隆七年,淮扬大水,王(简仪亲王、两江总督德沛)虑漕粟往,民不及炊,乃实麦饼千艘,蔽运河两岸,饥民嗿声如雷,菜色立变。命府县官放手开仓以振,宁滥毋隘。是役,奏动地丁、关税、盐课银一千万两。奏销时属吏皆以为危,高宗弗问。
乾隆七年冬,卫哲治迁知海州,
会州饥,设法赈救全活二十万人,流民自山东来就食者,不在此数。上闻嘉其治行,擢知淮安府。河决陈家堡,漂溺男女田庐无算,哭声闻数百里,公急遣小舟数百,载饼饵分给流移……'52'
同年,安徽巡抚张楷奏:'53'
凤阳、泗州、颍州府属实在应赈贫民,大小口共二百二十余万。赈济月分,仰蒙皇恩,于部例月分之外,最重加展三月,次重两月,自九月、十月、十一、十二月赈起,统赈至来年三月止。贫民感戴隆恩,自古未有。
乾隆八年,直隶大旱,总督高斌、尚书讷亲先后奏报:
天津、河间、深、冀等属二十七州县,俱于八月内,户口查完之日开赈。查明应赈极贫次贫口数,共约大小口一百八十九万余口。计至十一月大赈前,俱按日续赈,全活甚多。'54'
查勘直隶灾重十六州县,领赈贫民,咸无饥色。白叟黄童,无不感戴深仁。'55'
但它却引起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使政府组织不胜负荷,并几乎引发了社会政治的危机,因此不得不半途“下马”,并引致了后来政策的全面“收敛”,和一个转型期的到来。不但粮政看似回复原状,回向三代也不再提起,'56'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上述努力恰构成了乾隆朝统治及其“合法性”的一个基础。
可惜的是,至今我们所见到的刘松龄私人信件中,毫无言及此一类事件的记载。但是,如果说在《清史稿》等正史记载,甚至今天的《大清史》中,都没有记录乾隆初年的“粮政事件”,甚至没有把乾隆“回复三代之治”,企图当中国历史上最好皇帝,这一件事放在眼里,我们也就不要苛责刘松龄等外国友人了。
根据最新出版的中译本《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大象出版社,2005年)的记载,同为耶稣会士的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曾有一封致法国科学院德·梅朗先生的信,时在乾隆初年,'57',但巴多明于乾隆六年(1741)即已去世,其中可能有误,所以我把它的写作日期定成乾隆初年。)写于北京。他说:“还有一件您很难理解的事,这就是在中国经常出现歉收的荒年饥岁。”因此这成为“那些贤明皇帝们自古以来最关心的国家大事。事实上,并非是今天才在所有省份和略具规模的几乎所有城市中建立起官仓,以便在困难时期减轻民众的饥苦。人们至今尚可以读到古代皇帝们的诏令和上谕,其中对于其受灾臣民充满了最温柔的辞藻。皇帝们声称,他们在未能减轻大众苦难时,寝食不安。”可惜,“事实上只有半数诏令才能有效回应。只有皇帝才爱民如子,而在皇帝依靠为其效力的官吏中,其爱民之心却无法与皇帝想媲美。因此,这就是本国出现的一切灾难的原因。”
在接下来的文字中,巴多明列举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其他原因,一是官吏倒腾那些仓粮,以从中牟利。一是粮食使用上的浪费,如大量酿造米酒和烧酒,无论南北诸省,各地并不实力严禁,“所有这一切都具有一种纯属演戏的样子”。'58'
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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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戊,《高宗实录》卷3。
'2'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高宗实录》卷16。
'3' “请定经制札子”,《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1。
'4' 全祖望:“前侍郎桐城方赠公神道碑铭”,《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2000,页305…310。
'5' “论禁烧酒事宜札子”,《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1。
'6'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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