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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其中，溥仪最喜欢的是两条警犬，一名佛格、一名台格。台格十分强健，额头上有一“王”字；佛格非常机警，溥仪无论把东西藏到哪里，它总能找得到。溥仪常常好拿宫里的太监们取笑，若是有人从养心殿门口经过，他便暗暗命令佛格、台格向人扑，用前腿搭在人的肩上，把人吓得要死。有时将太监咬伤了，溥仪也毫不介意，反而高兴得很，无非给几个钱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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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之外的任职（1）

宦官的职掌及活动范围无疑是以内廷杂役为主的，然而在宦官势力猖獗的年代，他们实际执掌的一般都大大超出了内廷事务的范围，其主要方式则是出任各类使职、军职或直接出任外朝官职。与之相联系，宦官的身份地位也渐次超越出“家奴”之外而具有了国家官员的身份。

（１）出任各类使职

宦官本属供君主驱策之人，临时因事受差遣本属正常，但因此而形成相对固定的官职便有些超常。事实上，历代宦官除本职之外，常常会因君主临时差遣而担任各种使职，但在宦官势力猖獗的唐、宋、明数朝，这些使职却往往演化成相对固定的官职，进而对有关官署的权力形成侵夺之势。大致说来，唐代、明代宦官出任的使职数目相对繁杂，粗略统计即达五十余种，可简单地分为如下几类：

其一，与中枢机要相关的使职。

唐代与中枢机要相关的使职，比较重要的有枢密使、宣徽使和学士使，其中尤其以枢密使较为关键。唐朝后期宦官专权的表现之一即通过担任枢密使一职而把持了中枢机要之权。枢密使由宦官出任始于唐代宗时期，但当时的职权范围受到一定限制，所谓“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贮文书而已。其职掌唯受表奏，于内中进呈。”但不久后，枢密使便逐渐侵夺宰相之权，进而出现了“宰相、枢密共参国政”的局面。唐代的诸多权阉都是以枢密使的身份执掌机密并参预军国大政的议决，甚至决定君主的废立。唐代还有宣徽使的设置，其年代不迟于代宗时期。宣徽使处在通管北衙诸司的地位，“总领内诸司及三班内侍之籍，郊会、朝会、宴飨、供帐之事”，并在一定程度上参预中枢机要事务。唐代设有翰林学士之职，参掌机密，与闻大政，时人视为“内相”，而能够担任翰林学士之人则大多是贤良方正之士。唐代宦官独出心裁地设立了“学士使”这一职位，介于君主与翰林学士之间，“进则承睿旨而宣于下，退则受嘉谟而达于上”，从而参预中枢机要政务。

明代的司礼监尽管没有“使”的名义，但其职权范围却总括了唐朝的枢密使、宣徽使与学士使，且在许多方面甚至尤有过之。司礼监有权批答奏章，有权传宣谕旨，并总管宦官事务，下辖文书房、礼仪房、中书房、御前作，另外还有诸多外差，其职权远比唐朝三使为重，足当“内相”之称而毫不夸张。

其二，与经济事务相关的使职。

唐代有市舶使、营田使、群牧使、铸钱使等的设置。市舶使设于广州，史载：“唐置市舶使于广州以收商船之利，时以宦者为之。”可以其主要掌管外来船舶的税收贸易等事务。营田使所管理的是屯田事务。此类事务本属司农寺管辖，“安史之乱”后始由宦官兼领。朝廷的牧监事务本由太仆寺管辖，“安史之乱”后，设置群牧使，由权阉李辅国兼领。李辅国还同时兼领铸钱使，而该项事务本是由少府监管辖的。

明代与经济事务相关的宦官设置名目繁多，主要有市舶太监、监督仓场太监、税使、矿监、采办、织造等，尤其是明朝中后期大批宦官被差遣至各地任矿监、税使，对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危害。明代的市舶太监不限于广州一地，而职权也较唐代为大。明代有浙江、福建、广东三市舶司的设置，一向由太监提督，职掌为“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蕃，征私货，平交易。”除此之外，市舶太监还可获得职任权限，如造办进贡事务、提督沿海地区的军务等等。明代中央政府直辖的漕仓初由户部管辖，后来加派仓场太监加以监督，而属于中央政府的库藏，名义上属于政府各部，但实际上均由太监负责管理。明代宫廷所需各类物资的采办、宫廷所需纺织品的织造、宫廷所需砖瓦瓷器的烧造，也都有专门的监督太监加以监管。宫廷所需的物资范围甚广，大凡衣食住行所需的一切物资，如木材木器、珍珠香料、珍异药材、书版秘籍、金玉珠宝、禽鸟花木、果品海鲜、丝锦彩缎、各色瓷器，几乎无所不包，采办太监或监管太监不仅要监督采办与制造的全过程，而且要负责押运进京。

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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