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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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种恐怖，唯有让官吏们生活在胆战心惊中，帝国皇权才可能威严无比，这也是朝廷大小狗官们做官的一个心法。在大清重臣的传记中，经常能看见“气度端庄凝重，喜怒不形于色”等评价，专制王朝的权力场上最忌讳的就是幽默感。

雍正腊肉统治期间的惊天大案是曾静、张熙、吕留良案。

1728年9月26日，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义士张熙受老师影响，以为岳钟琪姓岳，就沾点民族英雄的气节，希望他能反清。不料岳钟琪已完全成为了大清走狗，在套出了投书者的全部秘密后，开启了文字狱的血腥之门。张熙的背后是曾静，而曾静又受江东义士吕留良影响。“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何曾不照人”，写下这样豪迈诗句的中国的特立独行之士，在死后也遭到了残酷迫害。大清腊肉们绝不放弃每一个摧残中华民族民气的机会，“吕留良、吕葆中父子被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而曾静的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官员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宣讲，命兵部官员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雍正腊肉信誓旦旦：“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从这件事得出的政治厚黑经就是：腊肉们的许诺哪还能相信？秋后是一定要算账的。而汉奸岳钟琪也没有好下场，他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

《大义觉迷录》的“巡回报告团”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是时，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版。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巡回报告团”的成绩和作用是明显的。起到了督促大清官吏兢兢业业，为黑帮发展日夜不敢松懈的作用。广东巡抚傅泰就属于大清的好官吏，他举一反三，牢牢地守住了大清的舆论阵地。

雍正腊肉期间，另有裘琏戏笔之文字狱。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广为传诵。康熙末年，70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雍正七年（1729年），85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允礽出谋划策。次年6月，裘琏死于京师狱中。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的文字狱更凸显了大清专制的恐怖。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腊肉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腊肉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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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弗洛伊德的分析，这种口误错字其实是潜意识的反映，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其实心中何尝不认为雍正腊肉们是猴子猢狲，是窃国大盗。作为大清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徐骏自然知道已经有人因为“清风”之类的言辞丢了脑袋，他写作的诗句，可以看做是对黑暗时代和黑帮政权的不满。

而85岁的裘琏突然被捕，死在狱中，也击碎了大清黑帮政权尊老的神话，要知道在大清康雍乾腊肉时代，耗费纳税人的银子举行了多少次千叟宴，以营造盛世歌舞升平的假象。可以看看大清黑帮是怎样对付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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