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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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论者断定：就是因为在这次会议上她与诸人在服装上的反差，使张爱玲感到了不安，觉得自己和新社会格格不入，从而萌生了离开大陆的念头。

这就不免有点以偏概全了。

1950年代初，固然是中山装、列宁服风靡一时，但也仅在年轻人和干部中间流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统一了服装。张爱玲在《十八春》中就写到了年轻女子换列宁装、剪发的事，她不可能为会场里的服装倾向而感到惊诧。

旗袍外面套白色网眼衫，固然不是当时的时髦行头，但也不是什么奇装异服。旗袍一直到60年代初，还是国内很多城市妇女的装束，谈不上就如何地“格格不入”。若以张爱玲40年代的装束而论，那岂不是与旧社会更加格格不入了？

即使是在新时代里的换装，她也只有滑稽的感觉，并未见得有什么悲愤。

她那时也能领到配给布，一段湖色土布、一段雪青洋纱，便给自己做了一件喇叭袖唐装单衫和一条裤子。她去弄堂口排队登记户口时，穿的就是这样一套衣服：

街边人行道上搁着一张弄堂小学课室里的黄漆小书桌。穿草黄制服的大汉伛偻着伏在桌上写字，西北口音，似是老八路提干。轮到我，他一抬头见是个老乡妇女，便道：“认识字吗？”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有惊无险的罗湖桥头（7）

我笑着咕哝了一声“认识”，心里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对照记》）

她的惊喜，是由于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可以转换身份。

年轻时奇装炫人、出够了风头的她，不会在乎鹤立鸡群的孤立，也不会在意在服装上泯然众人。对她心理上产生巨大冲击的，恐怕还是50年代初发动的一场又一场群众运动。

有一个说法是，1950年7～8月间，也就是开完“文代会”后，在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曾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工作。

在殷允芃的《访张爱玲女士》中记载道，张爱玲说，她在写《秧歌》之前，在乡下住了三四个月，当是指这件事。但时间又不大对头，那时是在冬天，在乡下获得的印象，都用到《秧歌》里去了。她说：“这也是我胆子小，写的时候就担心着，如果故事发展到了春天可要怎么写啊？”

言之凿凿，不由人不信。

如果参加土改是真实的，那么这几个月的生活，当是她和大众距离最近的一段经历，对她后来的人生轨迹影响应该甚大。

但是，她的亲友们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柯灵更是在批评《秧歌》、《赤地之恋》时说，张爱玲“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因此，张爱玲是否参加过土改，就成了一个谜。

可以肯定的是，她对这场运动是关注的，也听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传闻，不能不令她有所疑虑。

1951年9月，全国开始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大学、文化及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中清算剥削阶级思想残余，消除崇美恐美思想。各单位都搞人人过关。这个运动，也就是杨绛先生所写的“洗澡”运动，一直延续到次年秋季方告结束。

在此期间，文化界还掀起过声势浩大的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因为电影是上海的电影公司拍的，连夏衍也难辞其咎，不得不向中央做了检讨。

1951年底，“三反五反运动”又在全国发动，到1952年1月底，其中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开始触及“民族资产阶级”。

自2月中旬起，因有的地方上政策掌握不好，运动方式简单粗暴，导致一些挨整的工商业者不堪忍受而自杀。据过来人回忆，当时，上海的情况比较严重，自杀者约有1300人。

更令人扼腕的是，1952年2月8日，我国著名实业家、现代化建设的先驱者卢作孚先生也在运动中蒙冤，在重庆愤而自杀，此事令高层大为震动。

后经毛泽东严厉批评，基层“三反”、“五反”中的粗暴之风才被刹住，运动也于1952年6月逐渐收尾。

联翩而来的运动，无疑对张爱玲触动甚大。

她在什么时候萌生的去意？

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到1951年3月《十八春》连载结束，她还没有明确的意向。

那时张子静去看她，曾问她有什么打算。张爱玲对此默然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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