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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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

我甚至盯上了我的母亲。母亲是黄岩人，外公外婆早死，家里兄弟姐妹一大班，但我都没有见过，也从来没有去过黄岩。街上的人都说，母亲是地主。母亲也常说，她小时，家里很有钱，外公开染料店、棺材店，生意做得蛮大，家里埋着一只只大酒缸，她每次上学，都嚷嚷着非先喝了酒不去；她还很体面，乡里抬，她总是当“娘娘”，坐在上让人抬着走。她这话就对上号了——母亲确实像个地主。自然，地主是向着台湾的，是向着美蒋反动派的。就是说，母亲这个人非常不可靠，我要提防她，我要盯住她。但母亲整天忙着做生意，卖针头线脑，顾客大部分是妇女，她们说话喽里喽嗦，我监视母亲很累，有时盯着盯着就糊里糊涂地睡着了。母亲有时见店外没人，便进屋躲在柜台后面吸几口烟。这个举动明显带有特务的特点。我常常躲在楼梯角监视她。她点香烟，舍不得用火柴，用的是火媒纸。一次，她吹燃了火媒纸，点了烟，刚吸上一口，店外便有人高声喊买东西了。她慌忙掐灭烟，并将火媒纸塞在一个木盒子底下。木盒子底下还有一刀草纸，它碰上火媒纸，很快就冒烟，并烧起来了。我看得真切，便从楼上跳下来，用手乱拍乱打，扑灭了火。这件事，算是我监视母亲最大的收获。事后想想，幸亏那时敌情观念强，眼睛亮，否则，那天起火，我家连同一街两行邻居的家（都是木头房子），早就化为一片灰烬了。后来，到了“*”，事情闹大了，闹真的了，造反派把母亲列入“黑五类”（多年后才弄明白，这是冤案，外公家早在抗战期间就破产，那时舅舅们纷纷外出谋生，两位姨母给人家当了童养媳，而母亲在土改时，还分到过房产呢），抄我的家，还去黄岩搞调查，整得我们夜里都不敢关门睡觉，甚至，我的小木枪也被造反派给没收了。那个时候，是我心灵最黑暗的一个时期。的确，我连暗中监视母亲的权利也让自己阵营的人给剥夺了。　。。

金门的眼睛（2）

有意思的是，二十多年后，我却被敌人营垒里的人看成了共产党的特务。*年，在黄岩我母亲的老家，忽然从台湾来了一位老头、一位老太婆和一位小伙子，母亲告诉我，他们是我的舅舅、舅母和表哥。母亲说，舅舅共有五位，三位在大陆，两位在解放边去了台湾，现在来的这位，是老五，我们买点东西去看看吧。于是我们去了黄岩。当时，我在县委办公室坐班，又是第一次正式去黄岩走亲戚，黄岩的亲戚们把我和母亲也看作稀客。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台湾来的那位小伙子，一口咬死，说我是共产党特务，并以攻为守，表示愿意把在大陆拍的所有照片胶卷，拿出来交给我一一审查。天啊，把前后二十多年的事情联起来想，荒唐啊！当初，我原本一心一意想抓美蒋特务，想不到后来自己成了一名家庭特务，而当我甘愿当家庭特务时，自己阵营的人却剥夺了我的资格，本来，这件事情过去了也就拉倒了，但现在偏偏从敌人营垒里跳出一个人来，不买账，硬是要送我一顶“共产党特务”的帽子，这是什么逻辑啊！

二

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叫嚣*的日子里，我们乡下人，脑子很简单，就是坚决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准备打仗。我们就是不怕台湾，不怕美蒋反动派。民兵们天天练武、巡逻，还在街头和村口的墙面上，用斗大的黑字，写出大家的坚强决心：“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解放台湾，第一个就得拿金门开刀。我住在芙蓉街，芙蓉街坐落海边，它离金门有多远，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金门的国民党兵最笨，死到临头还不向我们举手投降。解放军炮打金门，轰轰轰，轰轰轰，地上全是烟火，国民党军队被炸得人仰马翻，喊爹叫娘，这就是我的想象。

我们差不多天天下海。一天，邻居李某起得早，在海上捞到一大堆东西。东西花里花气，里头有*，李某慌了，立即交给了公社。原来是台湾空投的宣传品。宣传品有些什么东西，它们宣传些什么内容，公社里人不说，也不准外面的人乱猜，搞保密。后来，倒是公社里一位干部的老婆憋不住，暗地里说给熟人听，让我给偷听到了。原来，宣传品都是传单、照片，还夹着罐头等好吃的东西，而照片上印着坦克部队，国民党兵坐在坦克上，人头看得清清楚楚，照片上还印着字，很大，说我们大陆国庆日是“十一”，这“十”和“一”两个字相加，就是“土”字，而“土”就是“土匪”，国庆节就是“土匪节”。照片上的话太反动了，我感到很害怕。我不敢学给家里人听，只是偷偷告诉了张某（实姓什么，我忘了）。张某是我的小玩伴，我们常常一起下海。他出身富农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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