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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和改信基督教、东正教或者天主教、新教的大多数人之间的界限。　我的信仰不可能被人的极为卑下的情况所动摇，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人对人自身所想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神关于人所想的基础上。基督教对人的态度存在两重性，从一方面说，人是堕落的和罪孽的实体，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得到发展，他的自由被削弱了，被歪曲了。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人有与神相类似的面貌，人是创造的顶点，人倾向于雄伟。　上帝的儿子成了人，在他身上有着永恒的人性。　由于上帝的永恒人性，在人与上帝之间便存在着可公约性。　没有这种可公约性，就不能了解启示自身的可能性。　启示不仅以发出启示者的主动性为前提，而且，以接受启示者的主动性为前提。　启示是二项式的。　从关于耶稣基督的神人性的查尔西顿教条决不能得出神人启示的人类学结论。　我对那种在新的历史时代已经定型了的人道主义进行了很多批判，人道主义正经历着危机和崩溃，因为它得出人的自我满足的意识。　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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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基督教。　宗教的悲剧。　精神的交往１９１

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以最大的力量论证人道主义的这种危机，论证人道主义转变为反人道主义，转变为对人类的否定。但是，宗教的人道主义，对上帝的人性的信仰，是我所固有的。　这个人是无人的。　人性是上帝的基本属性，人扎根于上帝之中，正如上帝扎根在人之中，这个第一原理是模糊不清的，甚至被人的堕落所掩盖。　人的外倾性，人的失落不仅仅是远离了上帝，而且脱离了人所固有的本质。　我就是这样意识到基督教神人性的基本神话的。这是双义性诞生的奥秘：上帝在人中诞生，人则在上帝中诞生，上帝之中的东西也需要在人之中，在人对上帝的召唤的创造性回答之中。　我的书《创造的意义》的序文中引用了西列祖斯的话：“我知道，没有我，上帝一分钟也不能存在，要是我不存在，上帝就不得不舍弃精神。”

日耳曼的神秘主义者深刻地意识到那个奥秘：不仅人没有上帝不能生活，而且上帝没有人也不能生活。　这是爱的奥秘，爱者需要被爱者。　这种意识是和那种把上帝与人的关系理解为审判过程的意识是相对立的。　扎根于神人观念中的宗教人道主义要求实现启示所教导的人类环境的净化、唯灵化和人道化。　对基督教启示的理解依赖于意识的结构，它可能是开阔的和受束缚的，深刻的和肤浅的。　人的意识非常依赖社会环境，这样，对于基督教的启示的纯洁来说，便没有什么东西不被曲解，没有什么东西不被弄得模糊不清，比如，社会的影响，比如，统治和奴役的社会范畴被搬到宗教生活中，甚至被搬入教义本身之中。《圣经》已经是上帝的启示在有限的人类环境和有限的人类语言中的折射。　奉若神明的圣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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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１自我认识

学是偶像崇拜的形式。　因此，科学的圣经批判有着解放的和净化的意义。　宗教生活，我不是将它作为教育或者审判过程来接受的，我是把它当作创造来接受的。《宗教裁判大法官传奇》这本书一直对我有很大的意义。我在其中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顶峰。　传奇的天主教揭露对我而言只是第二位的，“伟大的宗教裁判官”

——这是世界的开端，采纳了众多的表面看来是自身矛盾的形式：天主教和一般的专横的宗教，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国家。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一书中，我根据这个结论来阐述我的思想。它对于理解我的精神道路和我对基督教的态度、关系是很重要的。《宗教裁判大法官传奇》中的基督形象渗入我的心中，我接受了“传奇”的基督。　对我来说，基督成了带有自由精神的圣者，终身如此。　当有人反对自由是基督教的基础时，我把这领会为反对我最初所接受的基督和所转向的基督教。我认为，从无限的精神自由的脱离就是脱离基督，脱离基督教，而接受“伟大的宗教裁判官”的诱惑。　我在基督教史和基督教会史中看到了对精神自由的逐渐远离，看到了以神的名义对世界进行统治的“伟大宗教裁判官”的诱惑被接受。在宗教生活中探索保障和没有错误的准则，是虚伪的。在精神生活中有危险性，有无保障性。　敬神的象征形式替代了对千年王国的现实探寻，在基督教中复兴的是预言的和弥赛亚的精神。　我一直对预言家有着特殊的敬意，对宗教的预言方面也特别的亲近，可能亲过它的其他方面。　维护真理而不牺牲上帝的意愿。　我一直象征地理解宗教生活中的祭礼和肉体，反对那种可以称之为宗教中浅薄的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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