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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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七年,叶赫纳林布禄、金台石贝勒屡侵哈达,哈达向建州求援,努尔哈赤乘机灭了哈达,杀其酋长蒙格布禄。明廷既惊又怒,遣使诘问,责令恢复其国,努尔哈赤虽然不愿放弃已得之地,但又不敢直接拒绝,怕起兵端,只好遵命,并以大福金富察氏所生之女莽古济格格,嫁与蒙格布禄之子乌尔古岱,立为贝勒,护送回还旧土,又于二十九年(1601)七月,亲诣抚顺关外,“刑白马,誓抚忽答(乌尔古岱)保寨”,过了一段时间,才再行并回。
努尔哈赤因明曾于万历二年(1574)起开辟宽奠、大奠、长奠、永奠、新奠等六城堡,“广袤八百余里”,军民屯种,“成家乐业”,欲图移垦侵占,乃行贿李成梁之婿参将韩宗功,疏通关节。李成梁亦以其地“逼邻东虏”,“争扰时起”,“易起边衅”,并欲藉此“援招回之例,冒邀封赏”,遂以“奴酋索地为名”,与巡抚赵楫议定,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尽弃其地,“凡种地之家,概作逃户”,调军强迫押解入内,不少住户逃入建州,迁入内地的有六万余户。努尔哈赤拱手而得八百余里沃土,而且还以参与“招徕”逃民之功,蒙受明帝奖赏。
努尔哈赤的扩展耕地,攻取哈达、辉发和乌拉,用兵叶赫,震动了明朝,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文武大臣,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纷上奏疏,建议调兵遣将,待机征剿建州。万历三十五年(1607),辽东巡按肖淳奏称,努尔哈赤“明肆桀傲”,“声势叵测”,实系大害,应整备兵马,谕令叶赫出兵相助,内外夹攻,“期如昔年剿处仰、逞二奴、杲酋父子故事”,以除祸患。万历三十六年(1608)二月,蓟辽总督蹇达上疏,力言“建酋日渐骄横”,“殆有不轨之谋”,实为“东方隐忧”,奏请“蚤备战守机宜”,遣使谕劝,“如彼酋输情驯服,照常抚驭,倘果稔恶不悛”,则调兵征剿,“以歼凶恶”。兵部尚书李化龙,一再上疏,认为“为患最大,独在建州”。内阁辅臣叶向高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十一月,特上《奴贼日横疏》,极言“今日边事,惟建夷最为可忧,度其事势,必至叛乱”。辽镇必失,“天下事将大坏不可收拾矣”,力请“下廷臣会议”,“共作区处”。
此时,努尔哈赤虽已攻取哈达、辉发,有兵数万,但叶赫尚存,又与乌拉长期为敌(1613,万历四十一年,始灭于建州),实力还不够强大,不能与明朝正式对抗,需争取时间。因此,万历三十六年至四十年(1608—1612),努尔哈赤一再上奏申诉辩解,遵令减少车价,退还部分耕地,入京朝贡,并遣大将阿都、干骨里,送第七子巴卜海入明为质,表现得比较顺从,麻痹了万历四十年、四十一年(1613)的辽东巡抚张涛,明廷因而放松了对建州的警备,搁置了主战诸臣的建言。
从下述努尔哈赤对辽东巡抚的回信,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有的辽东大员会相信他的辩解。
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山西布政使郭光复被任命为辽东巡抚,四十二年(1614)春到任,遣人赍书,指责努尔哈赤收容逃人,盗窃牛马,谕令送回人畜,解押盗贼。努尔哈赤回信说:
马法(mafa)尔曰: 有云吾来之前,我等之汉人逃往汝处。不仅收取逃来之一、二光棍,六万人畏惧高太监之赋役而来到边境告曰: 汝若收容,则我等将出境而至汝处矣。吾曰: 于尔光棍,吾有何福耶?吾若将尔收取,则受谴于帝。因而不收。不收取六万人之人,吾岂收容一、二名逃亡之光棍乎!
又云: 有于近边地方盗取牛马而携走者。吾自立誓之后,(残)岂有偷盗之理?……吾毫无罪过,若盗摘边境草,吾有所誓,居心贼恶之人,焉能有幸!因吾心之正直而蒙受天帝爱恤之身,岂能附合如斯之恶贼!……
且又云: 我等汉人之盗贼,窃取牛马后送尔。汉人之贼,汉人查之,女真之贼,女真查之耳!吾岂能查出汝等汉人之贼乎?万历三十六年,吾闻汉人之二贼给吾等女真送来五头牲畜,查出后,擒此二贼,遣刚古里将其盗窃送来之五畜,尽行送与抚顺王备御,对汉人之盗贼,吾不得而知矣。吾若知之,则将如是捕擒,送往尔方矣。
又云: 此皆显系新债矣。吾遣通事赍书,令尔查究送来,尔作不知,未还一人一畜,尔不查出尔之女真之杀人之盗贼。若有盗贼,则查获捕送耳,无盗贼时,吾将捕谁送来耶!
万历三十九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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