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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四病室》
今天下午去医院看病,回来我忽然想起我的小说《第四病室》,就找出来翻了一下,我又回到抗日战争的日子里去了。
小说是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在重庆沙坪坝写成的,写的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在贵阳发生的事情。那一段时期中我在贵阳中央医院一个三等病房的“第三病室”里住了十几天,第二年我就根据自己的见闻写了这部小说。
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五六月我在贵阳的生活情况。我和萧珊五月上旬从桂林出发,五月八日在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结婚。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不曾办过一桌酒席,只是在离开桂林前委托我的兄弟印发一份“旅行结婚”的通知,在贵阳我们寂寞,但很安静,没有人来打扰我们。“小憩”是对外营业的宾馆,是修建在一个大公园里面的一座花园洋房,没有楼,房间也不多,那几天看不见什么客人。这里没有食堂,连吃早点也得走半个小时到镇上的饭馆里去。
我们结婚那天的晚上,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我们两个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吃完晚饭,散着步回到宾馆。宾馆里,我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我们当时的打算是萧珊去四川旅行,我回桂林继续写作,并安排我们婚后的生活。我们谈着,谈着,感到宁静的幸福。四周没有一声人语,但是溪水流得很急,整夜都是水声,声音大而且单调。那个时候我对生活并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是感觉到自己有不少的精力和感情,需要把它们消耗。我准备写几部长篇或中篇小说。
我们在花溪住了两三天,又在贵阳住了两三天。然后我拿着亲戚的介绍信买到邮车的票子。我送萧珊上了邮车,看着车子开出车场,上了公路,一个人慢慢走回旅馆。
我对萧珊讲过,我回桂林之前要到中央医院去治鼻子,可能需要进行一次手术。我当天下午就到医院去看门诊,医生同意动手术“矫正鼻中隔”,但要我过一天去登记,因为当时没有床位。我等了两天。我换了一家小旅馆的小房间,没有窗户,白天也要开灯。这对我毫无不便,我只有晚上回旅馆睡觉。白天我到大街上散步,更多的时间里去小旅馆附近一家茶馆,泡一碗茶在躺椅上躺一两小时,因为我也有坐茶馆的习惯。
就在这两天中我开始写《憩园》,只是开了一个头。
两天以后我住进了医院,给安排在第三病室,也就是外科病室。我退了旅馆的小房间,带着随身带的一个小箱子坐人力车到了医院,付了规定预付的住院费,这样就解决了全部问题。我在医院里住了十几天,给我动了两次手术,第一次治鼻子,然后又转到外科开小肠气。谁也不知道我睡在医院里,我用的还是“黎德瑞”这个假名。没有朋友来探过病,也没有亲人来照料我,动过手术后的当天,局部麻醉药的药性尚未解除,心里十分难过。但是我在这间有二十几张床位的三等大病房里,并没有感到什么不便,出院的时候,对病房里的医生、护士和病友,倒有一种惜别之情。
出院后我先在中国旅行社招待所里住了十多天,继续写《憩园》,从早写到晚,只有在三顿饭前后放下笔,到大街散步休息。三顿饭我都在冠生园解决,早晨喝碗猪肝粥,其余的时间里吃汤面。我不再坐茶馆消磨时间了,我恨不得一口气把小说写完。晚上电灯明亮,我写到夜深也没有人打扰。
《憩园》里的人物和故事喷泉似地要从我的笔端喷出来。我只是写着,写着,越写越感觉痛快,仿佛在搬走压在心上的石块。在大街上散步的时候,我就丢开了憩园的新旧主人和那两个家庭,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中央医院第三病室的情景,那些笑脸,那些痛苦的面颜,那些善良的心……。我忘不了那一切。我对自己说:“下一本小说就应该是《第三病室》。对,用不着加工,就照真实写吧。”人物有的是,故事也有。这样一间有二十几张病床的外科病房不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吗?在病室里人们怎样受苦,人们怎样死亡,在当时的社会里人们也同样地受苦,同样地死亡。
但是我在贵阳写的仍然是《憩园》,而且没有等到完稿,我就带着原稿走了,这次我不是回桂林,我搭上了去重庆海棠溪的邮车。萧珊在重庆两次写信来要我到那里去,我终于改变了主意,匆匆地到了四川。万想不到以后我就没有机会再踏上桂林的土地,因为不久就发生了“湘桂大撤退”的事情。动身前我还再去花溪在“小憩”住了两天。我在寂寞的公园里找寻我和萧珊的足迹,站在溪畔栏杆前望着急急流去的水。我想得多,我也写得不少。我随身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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