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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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铺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价于一极小数目,酒店无钱赚,只好不煮了。
猪。限制每家喂猪的数目,因为猪吃去谷米。
鸡鸭。湘乡禁喂鸡鸭,但妇女们反对。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个,福田铺地方只准喂五个。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鸭,因为鸭比鸡更无用,它不仅吃掉谷,而且搓死禾。
酒席。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议决客来吃三牲,即只吃鸡鱼猪。笋子、海带、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则议决吃八碗,不准多一碗。醴陵东三区只准吃五碗,北二区只准吃三荤三素,西三区禁止请春客。湘乡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席面。湘乡二都有一家讨媳妇,用了蛋糕席,农民以他不服从禁令,一群人涌进去,搅得稀烂。湘乡的嘉谟镇实行不吃好饮食,用果品祭祖。
牛。这是农民的宝贝。“杀牛的来生变牛”,简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杀不得的。农民没有权力时,只能用宗教观念反对杀牛,没有实力去禁止。农会起来后,权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里杀牛。湘潭城内从前有六家牛肉店,现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杀病牛和废牛的。衡山全县禁绝了杀牛。一个农民他有一头牛跌脱了脚,问过农会,才敢杀。株洲商会冒失地杀了一头牛,农民上街问罪,罚钱而外,放爆竹赔礼。
游民生活。如打春、赞土地、打莲花落,醴陵议决禁止。各县有禁止的,有自然消灭没人干这些事的。有一种“强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个雨神庙,素聚流民,谁也不怕,农会起来,悄悄地走了。同地湖堤乡农会,捉了三个流民挑土烧窑。拜年陋俗,议决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还很多,如醴陵禁傩神游香,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禁中元烧衣包,禁新春贴瑞签。湘乡的谷水地方水烟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铳,放鞭炮的罚洋一元二角,放铳的罚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场。十八都禁送奠仪。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统名之曰农民诸禁。
这些禁令中,包含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是对于社会恶习之反抗,如禁牌赌鸦片等。这些东西是跟了地主阶级恶劣政治环境来的,地主权力既倒,这些东西也跟着扫光。第二是对于城市商人剥削之自卫,如禁吃酒席,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等等。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极为贫困,受商人剥削厉害,不得不提倡节俭,借以自卫。至于前述之农民阻谷出境,是因为贫农自己粮食不够吃,还要向市上买,所以不许粮价高涨。这都是农民贫困和城乡矛盾的缘故,并非农民拒绝工业品和城乡贸易,实行所谓东方文化主义。农民为了经济自卫,必须组织合作社,实行共同买货和消费。还须政府予以援助,使农民协会能组织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农民自然不必以阻谷为限制食粮价格的方法,也不会以拒绝某些工业品入乡为经济自卫的方法了。
第十件清匪
从禹汤文武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国总统,我想没有哪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有现在农民协会这样肃清盗匪的威力。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巧得很,许多地方,连偷小菜的小偷都没有了。有些地方,还有小偷。至于土匪,则我所走过的各县全然绝了迹,哪怕从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一是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踪。二是农**动起后,谷子价廉,去春每担六元的,去冬只二元,民食问题不如从前那样严重。三是会党加入了农会,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堂、香、水”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杀猪宰羊,重捐重罚,对压迫他们的土豪劣绅阶级出气也出够了。四是各军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许多。因此,农运一起,匪患告绝。对于这一点,绅富方面也同情于农会。他们的议论是:“农民协会吗?讲良心话,也有一点点好处。”
对于禁牌、赌、鸦片和清匪,农民协会是博得一般人的同情的。
第十一件废苛捐
全国未统一,帝国主义军阀势力未推翻,农民对政府税捐的繁重负担,质言之,即革命军的军费负担,还是没有法子解除的。但是土豪劣绅把持乡政时加于农民的苛捐如亩捐等,却因农**动的兴起、土豪劣绅的倒塌而取消,至少也减轻了。这也要算是农民协会的功绩之一。
第十二件文化运动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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