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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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宝石、珍珠和纺织品。作为搜集运送货物的回报，中国的蒙古人可以得到这匹货物的四分之三；不过，他们要输出相等数量的货物给其他地区的同胞。忽必烈汗引进波斯的翻译人员和医生，还有一万俄罗斯士兵，他们是用来垦殖首都以北的土地的，这些俄罗斯人呆在那里成了永久居民，他们的活动一直记录在中国的官方史书中，直到1339年最后一次被提及。

尽管家族各系之间为争夺大汗之位而产生政治分歧，但是经济和商业系统继续正常运作，只有短暂的中止或因零星的冲突而走了弯路。有时甚至在战争期间，对抗的双方也允许货物的流通。窝阔台汗的孙子海都，是中部草原的统治者，他经常反叛其堂弟忽必烈，尽管如此，海都也仍旧拥有中国南京周围的大量工匠和农夫。在反忽必烈汗大会期间，海都要求运回他在南京的货物，可能是出于交换，海都允许忽必烈从草原部落索取属于海都的马匹和其他货物。蒙古帝国的政治版图主要分成四个部分——中国、莫卧里斯坦、波斯和俄罗斯，这丝毫没有减少他们相互之间的货物需求。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政治分裂反而增强了他们维持古老的财产共有制度的愿望。假如一个汗拒绝把他人的份额交给其他家族成员，那么，其他人也将拒绝把各自境内属于他的份额送给他。共有的经济权益远胜于政治纷争。

经常性的财产分配活动逐渐使蒙古的战争线路变成了商业大动脉。通过不断扩大的蒙古驿站系统——“奥托”（ortoo）或“牙木”（yam），马队或驼队把各种消息、人员和货物从蒙古送到越南，或从朝鲜半岛送到波斯。随着货运的增长，蒙古当局试图找到比旧有传统路线更迅速更便利的路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忽必烈汗于1281年发起一次重大的探险活动，以查明黄河（蒙古人称之为“黑河”）的源头并绘制成图，学者再用这些信息制成一幅详细的黄河地图。探险队开发出一条从内地通往西藏的线路，蒙古人以此将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纳入其邮路系统。在蒙古时代，这些新线路使西藏与中国内地在商业、宗教和政治上的联系空前加强，远远超过西藏与其他地区的联系。

在军事战争期间，蒙古官员总是竭尽全力去寻找关于敌人营地或城市的精确地图、地图集和其他地理书。在忽必烈统治下，学者综合中国、阿拉伯和希腊的地理学知识，创立闻名于世的、最精密的绘图法。忽必烈汗引进很多阿拉伯地理学者，如著名的札马剌丁，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工匠们于1267年为忽必烈制造出地球仪，上面绘有欧洲和非洲，还有亚洲及相邻的太平洋岛屿。

尽管最初的商业路线是通过军事征服战争开辟的，然而不久人们发现，虽然军队依靠战马可以在陆地上快速穿梭，但数量巨大的货物还是以水运为便。蒙古人拓宽延伸大运河，使它连接黄河与长江，以便更远、更有效地把谷物和其他农产品运往北方地区。他们将中国的工程技术应用于新环境，在全国建造水利设施。在云南，蒙古地方官修建十几个与沟渠相连的堤坝和水库，它们一直保留到现代。

对日本和爪哇用兵的失利，促使蒙古人更多地关注造船业，在他们的军事努力失败时，他们就把这些知识用于和平的商业目的。忽必烈汗作出战略性的决定：主要用船把货物运进他的帝国，因为他意识到，水路运输依靠风和水流，所以成本低，更有效率，相比之下，陆路运输依靠人力和畜力，他们需要不停地喂养，而且速度慢。最初，蒙古人用船运送三千吨物资，但至1329年，运力已达二十一万吨。马可·波罗回国时从中国坐船到波斯，他描述说，蒙古船队有四艘桅杆大船，乘着三百船员，还有六个船舱中带着各类陶器的商人，其人数也差不多。根据伊本·拔图塔记载，为给船员们提供新鲜食物，有些船甚至还在木盆中种上成活的植物。忽必烈汗不断建造适于远航的大船，便于装载重负荷的货物，还修建港口，供货物搬运。蒙古人推广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学会制作精密的航海图。从中国南方的刺桐港（泉州）到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条线路成为远东和中东的主要航线，被马可·波罗和伊本·拔图塔及其他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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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他们的“金光”（3）

船队沿途还停靠在越南、爪哇、锡兰和印度的港口，每到一处，蒙古人员就会得到大量的货物，如蔗糖、象牙、桂皮和棉花，这些东西在蒙古国内是不易出产的。从波斯湾出发，船队进入蒙古势力影响之外的地区，继续与当地进行正常贸易，换取来自阿拉伯半岛、埃及和索马里的琳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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