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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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我是否在欺骗他,而是对我整天不活动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怒气冲冲地训斥我,
警告我不能整天在家里坐着或者躺着,应该到外面去跑一跑,那怕是晒一晒太阳也
好。接下去他明确告诉我,我什么病都没有,我的病是我不爱活动,然后他让我出
门去,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两个小时以后再回来。我父亲的怒气因为对我身体的关
心一下子转移了方向,使他忘记了我刚才的过错和他正在进行中的惩罚,突然给予
了我一个无罪释放的最终决定。我立刻逃之夭夭,然后在一个很远的安全之处站住
脚,满头大汗地思索着刚才的阴差阳错,思索的结果是以后不管出现什么危急的情
况,我也不能假装发烧了。
两个护士把我的手脚绑在手术台上,当时我的心里充满了迷惘
我装病的伎俩逐渐变本加厉,到后来不再是为了逃脱父亲的惩罚,开始为摆脱
扫地或者拖地板这样的家务活而装病。有一次弄巧成拙,当我声称自己肚子疼的时
候,我父亲的手摸到了我的右下腹,他问我是不是这个地方,我连连点头,然后父
亲又问我是不是胸口先疼,我仍然点头,接下去父亲完全是按照阑尾炎的病状询问
我,而我一律点头。其实那时候我自己也弄不清是真疼还是假疼了,只是觉得父亲
有力的手压到那里,那里就疼。然后,在这一天的晚上,我躺到了医院的手术台上,
两个护士将我的手脚绑在了手术台上。当时我心里充满了迷惘,父亲坚定的神态使
我觉得自己可能是阑尾炎发作了,可是我又想到自己最开始只是假装疼痛而已,尽
管后来父亲的手压上来的时候真的有点疼痛。我不知道如何去应付接下去将要发生
的事,我记得自己十分软弱地说了一声:我现在不疼了。我希望他们会放弃已经准
备就绪的手术,可是他们谁都没有理睬我。那时候我母亲是手术室的护士长,我记
得她将一块布盖在了我的脸上,在我嘴的地方有一个口子,然后发苦的粉沫倒进了
我嘴里,没多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候,我已经睡在家里的床上了,我感到哥哥的头钻进了我的被窝,又缩
了出去,连声喊叫着:“他放屁啦,臭死啦。”就这样,我的阑尾被割掉了,而且
当我还没有从麻醉里醒来,就已经放屁了,这意味着手术很成功,我很快就会康复。
很多年以后,我曾经询问过父亲,他打开我的肚子后看到的阑尾是不是应该切掉。
我父亲告诉我应该切掉,因为我当时的阑尾有点红肿。我心想“有点红肿”是什么
意思,尽管父亲承认吃药也能够治好这“有点红肿”,可他坚持认为手术是最为正
确的方案。因为对那个时代的外科医生来说,不仅是“有点红肿”的阑尾应该切掉,
就是完全健康的阑尾也不应该保留。我的看法和父亲不一样,我认为这是自食其果。
虚伪的作品
一
现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因此在一九八六年底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后的兴奋,不是没有道理。那时候我感到这篇小说十分真实,同时我也意识到其形式的虚伪。所谓的虚伪,是针对人们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而言。这种经验使人们沦陷在缺乏想象的环境里,使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总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着。当有一天某个人说他在夜间看到书桌在屋内走动时,这种说法便使人感到不可思议和难以置信。也不知从何时起,这种经验只对实际的事物负责,它越来越疏远精神的本质。于是真实的含义被曲解也就在所难免。由于长久以来过于科学地理解真实,真实似乎只对早餐这类事物有意义,而对深夜月光下某个人叙述的死人复活故事,真实在翌日清晨对它的回避总是毫不犹豫。因此我们的文学只能在缺乏想象的茅屋里度日如 年。在有人以要求新闻记者眼中的真实,来要求作家眼中的真实时,人们的广泛拥护也就理所当然了。而我们也因此无法期待文学会出现奇迹。
一九八九年元旦的第二天,安详的史铁生坐在床上向我揭示这样一个真理:在瓶盖拧紧的药瓶里,药片是否会自动跳出来?他向我指出了经验的可怕,因为我们无法相信不揭开瓶盖药片就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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