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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饷，超过二百七十万两白银，将近占了全国商民捐款的一半。 在此之后，朝廷的官员几乎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要财政吃紧，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来源往往就是山西商人的腰包。 山西商人在这种近乎勒索性质的捐输中并非完全一无所得。按照朝廷的规定，他们可以根据捐输银两的多少，换得大小不等的荣誉官职。日升昌的东家就通过出钱，换来了四品知府的头衔。当年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鸿翙，更是不光为自己，甚至为家族中祖孙五代人，都换来了大大小小的顶戴。山西商人通过这种途径，由商入官，凭借官商结合的特殊身份，他们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也获得了别的商人无法得到的官场内幕消息。正是由于他们建立了与官僚集团十分密切的关系，使他们日后在商场中获得了很大的利益。 1862年，大清国和太平军之间的战争已经有十个年头了，紫禁城龙椅上的皇帝也由咸丰换成了他的儿子同治。 这一年发生的一桩看似偶然的事件，又将朝廷和山西商人的关系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采访】黄鉴晖 山西省财经大学 副教授 太平军起义后期，又是捻军的起义。因为当时这个清中央的财政主要来源，是靠江苏、广州这些地方。那么捻军一起义，就把由南到北这条官道给切断了。再继续运现（银），就不能走了。这样条件下，广东这个地方财政就开始票号汇兑。由于广东这个成例，福建、浙江、四川、湖南、湖北、江西这些省就汇兑了。  
祸 福 之 间（七）
【解说】 山西票号创办之后，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已经替普通百姓方便快捷地汇兑了上亿两的白银，在百姓之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朝廷一再坚持“祖宗家法”不可轻易改变的态度，禁止山西票号汇兑官府银两。 从1850年开始，清政府的各行省长官都以“道路不宁、装鞘运现风险太大”为理由要求朝廷准许以汇兑代替运现。 其实除了这条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各省长官一再要求票号汇兑官府银两还有一些不好向朝廷明言的苦衷。 首先装鞘运现要雇佣马匹、车辆，要订制特殊的箱子，还要准备押运税款人员的各种花销费用。这些款项都是由地方政府支出，和这些开支相比起来，山西票号的汇费要经济得多。 其次，由于连年战乱，许多省份的大小衙门都处于一种入不敷出的境地，平时就不得不依赖向山西票号借款来应付各种不时之需。到了向朝廷上缴地方税收的时候，他们根本凑不足朝廷规定的银两数量。朝廷和地方官府一样，也在财政上，面临捉襟见肘的困境，所以一再严令督促地方官员，按时足额上缴税款。上面逼得急，自己又无银可交，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顶戴花翎，只好再次向山西票号告急。对于官府的这种要求，山西商人一面答应，一面又表示因为各地分号库存现银有限，希望地方官员可以先接受一张汇票，然后直接到北京提取现银。这样一来既解了官员的燃眉之急，又省去了许多装鞘运现的额外花销。 山西商人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变相地促使地方官员向朝廷施加压力，同意票号汇兑官府银两的。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祁县、太谷、平遥几个县里，春节过得格外红火。这一年朝廷终于取消了山西商人不准汇兑官款的禁令。农历正月十三，各买卖铺户结束了春节假期，重新开张营业。各家门前不仅张灯结彩，而且在开门做生意前，还特意举行了祭财神的仪式，山西商人都希望能借助汇兑官款的良机而财源广进。 【采访】江沛 南开大学历史系 教授 汇兑京饷可以说是山西票号获得的一次难得的发展良机。尤其在是经过十年的战乱之后，民间的商业萧条，商业银两往来日益减少的情况下，这种生意对票号的生存，可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票号汇兑银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时清朝一批官员都坚持认为这种做###造成金融混乱，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就曾经上奏朝廷说，“库多收一批汇兑，即京城少进一批实银。”所以就能造成“银贵钱贱”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力请禁止汇兑。此后关于究竟是汇兑还是运现，那么在官员内部先后发生过四次较大的争论。  
祸 福 之 间（八）
【解说】 光绪年间，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开办的阜康钱庄倒闭了。阜康钱庄凭借胡雪岩的官员背景，也正做着汇兑官银的生意。它倒闭之后，亏空了朝廷上千万两的白银。由于发生了这件事情，朝廷再一次下令禁止票号汇兑官方银两，并且在禁止汇兑的圣旨中宣布，官员一旦违禁，严惩不怠，强调各省督府要“知所敬惧”。 即使如此，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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