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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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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近虑必有远忧”的想法很坚定,不可逆转。我初来乍到尚不知这里的规矩,不晓得我们犯人有没有书写的自由。我便留心观察,看其他犯人有没有此类举动,很快我发现一个与我隔几个铺位的犯人经常在纸上写东西,写的什么不清楚,可写的时候精神很集中,别人喊他都听不见。经询问我得知他的名字叫李戍孟,是从北京某图书馆出来的右派犯人。我问别人管教知不知道他在写东西,答知道。这回答使我喜出望外,由此也得出结论:劳改单位对犯人的限制比正式监狱要松得多。前面我说过来到清水塘有一种到家了的感觉,晓得了有书写的自由更感到这里是地阔天宽了。于是怀着极佳的心情做记笔记的准备。

我有一枝钢笔,纸和墨水也不难解决,万事俱备只待下笔了。头一次握笔在手时心情是复杂难言的,我不由看了看表,时间是七月二十日晚八点十三分。这是我到清水塘农场的第四天,四天虽短暂却经历了不少事情,特别是刚到一新环境对所有的事都觉新鲜,似都有记下来的必要。如分到二大队后于队长对我们新到犯人的训话;如在割麦时远远看见在草庙子看守所的难友将军;再如学习会上我不发言受到训斥等等。我按事情的发生顺序一路记下来。类似于日记的写法,记下事情的大体脉络,不写细节,也不加主观评判(我将这种记录叫着“大事记”)。书写的过程是令人欢愉的。开始时尚有一点生疏,在被捕的大半年中除在审讯记录和判决书上签过几回自己的名字,此外再没有动过笔。重新提笔的感觉大概类似一个戒烟的人解忌后吸的头一口烟,感觉是妙不可言的。兴奋充斥着全身的每一颗细胞。然而兴奋是短促的,我很快发现这样记录不行,会留下隐患。因为有些事情即使不加评判,一旦让人读到同样会授人以柄。比如记了管教的训话会认为你心怀抵触记黑账,记下看见了将军会怀疑我俩有着某种关系,这不是胆小怕事,也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是沉痛的教训使人不得不面对现实。现实是无情的,也是荒诞不经的,反右运动中的许多事尚历历在目,许多不沾边的东西到后来不仅沾了边,还导致出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接受教训,不可麻痹大意,否则就真的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我将“大事记”撕碎装在口袋里,在白天割麦时偷偷撒进麦垄里,心弦紧绷就像真的在销毁罪证似的,想想人真的很可悲,可悲在于自己竟然不相信自己。别人说你有罪,久而久之自己也认同了。“大事记”就这么夭折了。不久地里的麦子收净了,眼望空旷旷的原野使人感到心里也空落落的,我清楚长此下去自己的头脑终也会像这空茫大地空茫一片的。我的思绪又回到“大事记”上,人要是有心做某件事情办法终归会找到的。我想出一种既安全可靠又切实可行的文体,说欲盖弥彰也好,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好,反正都差不多。就是说让落下的白纸黑字像一颗颗鹅卵石那般光光滑滑,什么人看了都无把柄可抓。自然做到这一点也非易事,须像搞文艺创作那样对现实生活进行“加工”,使其扑朔迷离真假难辨。就以前几天佟管教在麦地将一名犯人打倒的事为例,事情的真实过程是这样的:我们二大队作为一个劳动整体在一块地里收麦,将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割麦一部分捆麦并往地头上搬送。相比之下,搬送要轻松些,一个姓邹的犯人投机取巧,不干分配的割麦活,却去搞搬运。通常情况下,一二百号穿同样囚服的犯人混杂在一起管教是很难明察秋毫的,那姓邹的犯人也正是瞅准了这点才施了鱼目混珠术。也算他倒霉,同组一名犯人将他的行为报告了在场的佟管教,佟管教就拦住颠颠扛着麦捆奔走的邹,从远处听不见邹是怎样与佟管教对应的,只见佟管教一拳将邹连人带肩上的麦捆打倒在地,随后又连踢了几脚。邹从地上爬起来,一边向佟管教鞠躬认错一边奔到割麦的行列中,挥镰务起了“正业”。事情就这么个过程。自来农场,见管教这般在众目睽睽下揍犯人还是头一回,说起来管教打犯人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头一回见毕竟觉得不寻常,我决定将此事记下来。

经过一番“艺术加工”落在纸上的就是这样一段文字:

今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二大队集体割麦,大伙干劲高涨。惟一邹姓犯人违反了纪律,佟管教苦口婆心对他进行了帮助教育。

我对这样的记叙感到满意,相信以后就是佟管教看了对我也无可指摘。夫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现在是言顺了事也就成了。由此而后,我就开始记我的“清水塘大事记”了。只是由于条件所限,变故频仍,所记断断续续,残残缺缺,而得以保留至今的已所剩无几。这些不伦不类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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