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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因为二十一岁以前的万历皇帝一直生活在张居正的阴影下，对他有着父亲般的畏惧，所以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终于爆发了，抄没他全家。生前震主的权威，终于在死后引起了祸患。

张居正是个悲剧人物，无论是他生前的作为还是死后的子孙的遭遇。可是在那个时代，张居正不这样做，他能掌握权柄，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吗？海瑞的遭遇便是很好的说明，个人的品德只有符号意义，在权力场中是苍白、不堪一击的。张居正死了，应该没人挡海瑞的路了吧。可是，“帝屡欲召用瑞，执政阴沮之，乃以为南京右都御史。诸司素偷惰，瑞以身矫之。有御史偶陈戏乐，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

这样的官员，没人喜欢他，只能弄到南京去做个闲官，谁在他手下当差谁倒霉。海瑞这样的人注定是“瓠瓜”，系而不用。孔孟以来，中国儒家所推崇的伦理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和政治目标的实现总是矛盾的。儒家对士人有着道德的高标准要求，可是如果真的成为道德完人，在政治场上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作为。孔子和孟子一生政治上不得意，如果他们真的像张居正那样掌握了极大的权力，还能说“仁者爱人”，“吾养吾浩然之气”吗？

庙堂是非　天下反之

顾宪成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大学者，东林学派的创始人。他一生仕途并不顺利，他于万历八年（1580年）三十一岁的时候中进士，开始了宦海生涯，可一直是个级别不高的京官。四十三岁那年才当上了吏部考功司主事，这是个要害部门的中级官员，职责是考核文官的政绩。接着他进入了仕途的快车道，一年多的时间，升到吏部文选司郎中，这是朝廷六部中最重要的司局长，掌管天下文官的选拔，看起来前途似锦，只要不得罪皇帝和内阁辅臣，晋升为侍郎、尚书，然后进内阁做大学士，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顾宪成这短时间顺风顺水只是他仕途的“回光返照”，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他因廷推阁臣得罪了皇帝，被革职为民，回到了老家无锡的东林书院讲学，集聚了一批不得志的文人，开始收徒讲学。

什么叫廷推？就是选拔重要官员，照例要由吏部提出候选名单，然后进行讨论，呈报皇帝定夺，在形式上这种做法对皇权可算是某种限制。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五月，首辅大臣（相当于宰相）王锡爵告老还乡，要新的首辅接任。皇帝以内阁辅臣地位重要为理由，想“特简”——不按规矩由皇帝直接提拔，吏部尚书力争，认为廷推是惯例，宰相（明自洪武帝废宰相后，没有了名义上的相，但习惯将内阁中首辅称为宰相）如果不经过廷推，“恐开捷径”，整个大明帝国的官员选拔制度将受到极大的破坏。万历帝虽然擅权，但祖宗传下的习惯法对他还是很有约束力的，并不是人们想象那样，皇帝完全能为所欲为。因此万历帝只好听从吏部的建议，仍由吏部提出候选名单。

提出名单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吏部尚书、侍郎和文选司郎手中，由此可见顾宪成当时级别不高，但地位重要。他们几人一商议，将两年前因“册立东宫”之事得罪皇帝而辞职的首辅王家屏列入候选名单。

万历朝皇储之争是晚明重大政治事件之一，万历帝想舍长子而立宠妃郑氏所生的次子为太子，但在众位耿直大臣看来，这和嘉靖帝追赠生父为皇帝一样，是对礼法的破坏，当然要极力反对。——帝制时代，没有比皇位继承更大的政治了。因此事引起君臣在这个问题上尖锐对立，而大臣中间也产生派系，直接后果是朝局动荡，许多有道德操守的大臣为了维护礼法而去位。

礼部给事中李献可，看到皇帝没有立长子为太子的意思，决定迂回一下，建议举行“豫教元子”的典礼，即皇长子正式接受学校的教育，因为当时皇长子已经十一岁了，以此来提升皇长子的地位。皇帝很恼火，抓住奏折中一个笔误大做文章，御批他“诬戏君上，好生可恶”，要求降级罚俸，调到京外。

这御批当然要交给首辅大臣王家屏去办理，谁知道王家屏这位山西人，有着一股驴子的倔劲儿，他公开支持李献可，竟然封还御批——把皇帝的命令退回去，这样大胆的首辅，从明清以后，确实不多见。一些言官前赴后继上书为李献可说话，而且言词十分激烈，指责皇帝“坐视元子失学，而敝帚宗社”。也就是说皇帝坐视长子失学，是对老祖宗传下来的江山不负责任，皇帝这下忍不住了，命令锦衣卫将这个谏官廷杖一百棍。王家屏作为首辅大臣，救不了这些言官，干脆辞职。皇帝早就看他不顺眼，自然批准。

这次顾宪成等人继

《明朝文臣因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的是谁》 第14部分（第1/4页），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