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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在短小的篇制中做到了神固气完，说明唐诗的语言已经走向成熟。

初唐四杰以他们重刚健、重气质的创作实践，在诗坛上起到了解放诗歌的作用。“长风一振，众萌自偃。……积年绮碎，一朝清廓。……后进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笼，咸思自释。”（杨炯《王勃集序》）他们构成了唐诗发展中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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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陈子昂

新的时代理想不断改变着初唐社会的审美情趣和习尚，成为文学艺术沿革的内在动力；同时，它也有赖于文学艺术的表现和传播，使之更深入人心，进而影响一代乃至几代人的精神风貌。在这两者的交互运动中，抓着某些关键的契合点，新的文学理想就会脱颖而出，推进唐诗高潮的到来。在初唐诗坛上完成了这一文学业绩的，是陈子昂。

陈子昂（659—700）字伯玉，射洪（今属四川）人，活动年代主要在武则天时期，比四杰中的王、杨还略晚一些。陈家世豪富，少任侠，性情豪迈。二十四岁举进士，官至右拾遗，多次上书论政，陈述时弊。曾随武攸宜军出击契丹，相处不合。后解职还乡，被县令段简诬陷入狱，忧愤而死。他渴望乘时代风云而大展宏图，却重蹈了具有诗人气质的慷慨之士在官场中难以逃脱的厄运，陷没于险恶的政治漩涡。有《陈伯玉集》。

从唐初到陈子昂数十年间，人们一直在呼唤文学新潮的到来，却未能把握问题的关键。魏征提出合南北文学之长的目标，但他认为只要“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就能“文质彬彬，尽善尽美”（《隋书·文学传序》），似乎文学变革主要是通过既有风格的调和综合，却把事情看得太过简单。令狐德棻也在《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提出诗文“以气为主，以文传意”，和调远、旨深、理当、辞巧的主张，一般地说并不错，但是也未免浮泛。四杰打破诗坛的沉寂，揭开了唐诗变革的序幕，对当时宫廷诗风的批判也很有力，然而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理论表述，却仍然是陈旧而空洞。如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以屈原、宋玉为“浇源”（浇薄之源），杨炯在《王勃集序》里也说“曹王杰起，更失于《风》、《骚》”；

他们提出的补救之方，因之只能是“尽力于《丘》《坟》，寻源于《礼》《乐》”这样一些既脱离自身创作情况、更无任何实践意义的空洞说教。与前人相比，陈子昂的观点虽不无偏颇，却能真正顺应着时代的需要，提出清晰而透辟的理论主张。他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说：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说以前五百年间“文章道弊”，这重复了当代人对前代文学的一般看法；以“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总括齐梁间诗，也并不全面。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在追求文学变革之际，人们总是会对前代文学提出尖锐的批判乃至否定，其真正的价值，并不在提供客观而公平的历史评价，而在于针对现实中的问题，通过揭示前代文学的弊病和不足，提出文学发展的新方向。就这一点而论，陈子昂这篇短文在唐诗发展史上起到了颇为重要的作用。他高出前人之处，就在于：第一，他对前代诗风的批判，不是从教化的角度着眼，而是主要从诗歌本身的审美特征考虑。所谓“兴寄”，“兴”指兴发，“寄”指寄托；联系陈子昂的创作情况，可以具体地解释为对重大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怀，和由此激发起的热烈情感。

“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虽不能作为对南朝诗歌的全面的概括，但确实指出了南朝贵族文学的一种偏向，即过分追求修辞性的华丽，而缺乏内在感发的生命。这比起“亡国之音”之类的简单指斥显为合理，而作者直接针对的对象，又主要是唐初的宫廷诗风。第二，作为纠正的方法，陈子昂也主要不是提倡儒家宗经明道的文学观，而是从诗歌发展的历史中，梳理出“风景”传统盛衰演变的线索，把建安、正始文学视为典则，鲜明地提出“汉魏风骨”这一口号。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在乱离时世发出梗概多气的歌唱，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学，在忧患人生中发出抗志不屈的人格追求，两者情调不尽相同，但都具有英雄的性格。陈子昂标举“汉魏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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