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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胡戏妻》是一个古老的故事的改编，这个剧虽然仍包含故事原有的表彰妇女贞洁的传统道德内容，但后半部分作了重要的变动，增添了新的意味：秋胡妻发现在桑园中倚仗权势、金钱调戏自己的，竟是自己苦苦等了十年的丈夫时，不但愤怒斥骂，还主动向秋胡索取休书，最后还提出要“整顿妻纲”。这对视女子为男子的附属品、只要求女子守节而纵任男子胡作非为的封建婚姻制度，是颇为大胆的挑战，包含着一定的男女平等意识。可惜这个剧的结局，仍然是“大团圆”。

不过，像《秋胡戏妻》以及《潇湘雨》的结局，固然是陷入俗套、缺乏才思的表现，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作者确实也很难为戏剧中一个应该离开丈夫的妻子安排一个令人满意的去处。另外，石君宝据唐人白行简《李娃传》写成的《曲江池》一剧，也是比较有名的作品。

元代的包公戏是颇为流行的题材，除了前面提到的关汉卿的《鲁斋郎》、《蝴蝶梦》之外，无名氏的《陈州粜米》①和李潜夫的《灰阑记》也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作品。《陈州粜米》写赈灾官员刘得中、杨金吾奉钦命放粮，却趁机大肆搜括，还打死了敢于反抗的贫苦百姓张怭古。后包拯微服查得实情，用计严惩了贪官污吏。剧中写包拯让张怭古的儿子亲手打死杀父仇人，令人觉得很痛快。《灰阑记》描写封建家庭中对财产继承权的激烈争夺，别有特色。富翁马均卿纳妓女张海棠为妾，生有一子，马的正妻为独霸家产，与奸夫合谋将马均卿毒死，嫁罪于海棠，并强夺其子为己子。案子进了官府，太守凭银子断是非，街坊邻居、接生婆等各色人物也都收了马妻的银子作伪证，张海棠最终在酷刑下屈招罪名。这里写金钱对封建家庭的破坏，写世人倚强凌弱，都很真实有力。最后包公断案，诈称谁把站在石灰圈中的孩子拽出圈外，便判给谁，却从张海棠因怕伤害孩子而不敢用力、马妻则悍然不顾地强拉孩子出圈的对比中，认明真相，并将其余案情一一查清。大抵元代包公戏写到断案或处理案件，都是运用巧计，所以这种戏的意义不仅在揭示社会问题和歌颂清官，还有一种传播智慧和智力游戏的意味，这对于吸引观众，也是很重要的。另外，顺带说明一点：像《灰阑记》所述两母争夺一子的公案故事，在古代印度、希腊、罗马等地也有流传；《旧约全书》里所罗门判案的故事，与“灰阑拉子”也很相近。

《灰阑记》在国外很著名，曾被译成英、法、德等多种文字，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曾据此改编成《高加索灰阑记》。

①《陈州粜米》的具体写作年代不详，也可能是元后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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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元后期杂剧

元统一全国后，由于南方城市经济的固有优势，北方杂剧作家纷纷漫游或迁居南方，南方籍文人也纷纷染指杂剧创作。大致到大德末年以后，杂剧创作活动的中心逐渐由大都转移到杭州。由此到元末是元杂剧的后期阶段。

元后期杂剧作家作品的数量明显不及前期多，尤其是杰出作家和优秀作品的数量，更难以和前期相比。所以，一般认为，元后期杂剧创作已呈现衰退状态。不过，也应该注意这一时期的杂剧还是产生了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重要作品。

元杂剧在城市经济发达的南方未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杂剧虽然在元统一以后成为全国性的文艺样式，但它毕竟原产于北方，和北方的方言、音乐、民俗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杂剧创作的中心转移到南方以后，对它的继续生长必然有所不利。虽说杂剧作为主要戏曲种类的地位一直延续到明代前期，但它最后还是被从南戏发展起来的传奇所取代，这和地方文化的背景显然有很大的关系。

其次，元代后期尽管有不少南方文人参与杂剧创作，但最重要的作家如郑光祖、秦简夫、乔吉、宫天挺，都是流寓江浙一带的北方人。也就是说，南方最有才华的文人，并没有进入杂剧的领域。所以，我们看到元后期江浙一带的诗文创作有很显著的发展，文人的自我意识不断强化，但这些在杂剧中的表现并不突出。

还有，自元中叶以后，蒙古统治者认识到儒家思想体系在巩固封建政权方面的作用，开始大力提倡中国传统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提倡程朱理学，有意识地利用杂剧，褒奖和推广那些宣扬孝悌忠信、有利于封建统治秩序的杂剧作品，像鲍天祐的《史鱼尸谏》，就曾由朝廷下诏，“诸路都教唱此词”（明朱有燉《元宫词》）。这些都造成元后期杂剧中鼓吹陈腐的道德的内容明显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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