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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艰难。

中期文学的复苏，首先表现于两个文学集团：“吴中四才子”和“前七子”。由祝允明、唐寅为首的吴中四才子，其成员政治地位都不高，影响范围较小，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学集团。但他们的文学创作，处于苏州这一城市经济特别繁盛的环境，与市民阶层的思想文化息息相通，具有很多新鲜的内涵，所以是很值得重视的。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大多科第得志，政治地位较高，活动的中心又是在京师，因而其影响遍布于全国。尤其是李梦阳，他在明代文学中的扭转风气之功，为后来的文人所一致称赏。

在文学观方面，李梦阳、祝允明等人都提出“复古”的口号，其意义与元人提倡“复古”相近，主要是为了切断与宋代文学的联系，进而切断与宋代文化主流的联系。毫无疑问，他们对宋代文学及宋代文化的评价存在偏激之处，但需要注意到，在“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杨慎《文字之衰》）的迂腐卑弱的思想文化风气中，这种偏激也是现实的需要。而且，对于当时人来说，抨击宋代文化，实际也就是反对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而只有摆脱官方政治的束缚，文学才有可能恢复它的生机。

以前七子为主要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给明初以来的道统文学观和虚伪空洞的“台阁体”以沉重的打击，使文学向着表达真情实感的方向跨进了重要的一步。在这过程中，他们对于文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提出了具有新颖意义的看法。

如李梦阳力倡“今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将《西厢记》与《离骚》相提并论（见徐渭《曲序》），在当时实有震聋发聩之力。但由于他们过分拘泥于“古法”，也在创作中留下了模拟的痕迹。

当前七子和吴中四子所掀起的第一个文学高潮过去之后，在嘉靖、隆庆时期，出现了以唐顺之、王慎中为首的“唐宋派”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之间的对峙。

所谓“唐宋派”，主要是以强调唐、宋古文和宋诗中所体现的尊道精神，来反对前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所造成的文学与道统的疏隔。他们尽管能够指出文学复古运动的某些弊病，但其努力的方向，是文与道的重新合一，因此对于文学的发展具有更大的危害。就当时文坛的情况来看，唐宋派的努力并无多大实效，但他们却代表着相当强大的传统势力。以反拨唐宋派为主要鹄的的后七子，仍以文学复古为理论旗帜，在拒斥“宋学”侵蚀文学的过程中，他们比前七子更强调文学形式——格、调、法的重要性。这一方面继续推进了文学的独立发展，另一方面也放松了对人性和文学本质的深入思考。他们的文学活动中，宗派立场、门户之见，以及在艺术形式上的模拟倾向，表现得更为特出。当时代思潮进一步朝有利于个性自由的方向演变时，后七子的理论和创作更显得落后于时代。因而，在嘉靖后期，徐渭从与“唐宋派”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立场上对后七子提出严厉的批判，要求抛弃“复古”的理论旗帜，这就揭开了晚明文学的序幕。

明代中期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俗文学的兴盛和雅、俗传统的混融。这一时期，顺应着市民阶层文艺需求的增长，出版印刷业出现空前的繁荣。《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小说在嘉靖时期开始广泛地刊刻流传，戏曲作家也陆续增多。就主要从事诗文的作家而言，也普遍重视通俗文学，并从中得到启发。李梦阳倡论“真诗在民间”，已表达了对文人文学传统的失望和另寻出路的意向；唐寅在科举失败以后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典雅规范而力求“俗趣”。

在陈继儒的《藏说小萃序》中，可以看到吴中文士文征明、沈周、都穆、祝允明等人喜爱收藏、传写“稗官小说”的生动记载。而《水浒传》刻行之后，受到文人极高的推崇，李开先、陈束乃至“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在两人从事文学的早期——都认为“《史记》而下，便是此书”（李开先《词谑》）。徐渭的晚年，更是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戏曲的创作、评析、传授上来。另外应该注意的是，小说《西游记》也是完成于明代中期。

和元代文人大多因为社会环境和个人遭遇的变化而投入俗文学领域不同，明代文人对于俗文学的重视和喜爱，更多地带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即认为在俗文学传统和俗文学形式中，人性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表现。这也是晚明时代雅俗文学进一步混融的主要原因。

明代社会的一些基本矛盾在嘉靖年代已经表现得很突出，到了万历以后，即明代后期，演变得更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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