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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舒张的要求在社会环境中得不到满足，个人与社会的正面对抗又足以导致危险，这使晚明文人把精神转托于山水与日常生活的情趣，因而在小品中产生大量的也是占主导地位的自我赏适、流连光景之作。袁宏道《西湖》一文中写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这是把西湖当作女郎来依偎了。

袁中道的散文足以与中郎相敌，或雄快，或尖新，或简洁，或闲淡，大抵性情流露，能打动人心。其《寿大姊五十序》属于比较正规的文字，但在排斥惯常套语、直抒胸臆的特点上，与小品是相通的。前半述儿时光景，因早失母，姐弟相怜，十分感人：

龚氏舅携姊入城鞠养，予已四岁余，入喻家庄蒙学。

窗隙中，见舅抱姊马上，从孙岗来，风飘飘吹练袖。过馆前，呼中郎与予别。姊于马上泣，谓予两人曰：“我去，弟好读书！”两人皆拭泪，畏蒙师不敢哭。已去，中郎复携予走至后山松林中，望人马之尘自萧岗灭，然后归，半日不能出声。

袁中道有《游居柿录》，是关于日常见闻的札记随笔，本世纪三十年代曾以《袁小修日记》之名印行。此书因是不经意之作，尤其显得散淡洒脱，全无“文章”的格式腔调，在古代散文中颇为少见。择其较短的一则如下：

夜，雪大作，时欲登舟至沙市，竟为雨雪阻。然万竹中雪子敲忧，铮铮有声；暗窗红火，任意看数卷书，亦复有少趣。自叹每有欲往，辄复不遂，然流行坎止，任之而已。鲁直所谓“无处不可寄一梦”也。

竟陵派的散文一反公安派的清丽舒展，在文章的立意和组织上特别费心，不过各人的情况略有不同。钟惺较擅长议论，常有新颖之说，其文字陆云龙称为“工苦之后，还于自然”（《钟伯敬先生小品序》），注重转折之致，但不怎么生涩。

谭元春的文章喜欢故意写得屈奥不平顺，又喜描摹萧寒景象，与他的诗相近。属于这一派的刘侗著有《帝京景物略》（与于奕正合编），专记北京名胜风俗，文辞尖新，句式怪特。大致竟陵派的文章读起来多数比较拗口，也是所谓“深幽孤峭”。

但在追求语言的特殊表现方面，他们给人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王思任（1574—1646）也是一位具有特异语言风格的小品作家。他字季重，号谑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万历进士，著有《王季重十种》。张岱《王谑庵先生传》谓其“聪明绝世，出言灵巧，与入谐谑，矢口放言，略无忌惮”。但事关重大，他又是一个不肯随便的人。马士英奔逃至浙，他作书斥骂，称“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污纳垢之地也”（《让马瑶草》）；清兵破绍兴，他绝食而死。

王思任在《世说新语序》中称其书：“本一俗语，经之即文；本一浅语，经之即蓄；本一嫩语，经之即辣，盖其牙室利灵，笔颠老秀。”这也可以视为对自己文章的追求。他的散文用语尖新拗峭，与竟陵派有相似处，然意态跳跃，想象丰富机智，常出人意表，并富于诙谐之趣，又常在瑰丽之辞中杂以俗语、口语，是明显的不同。如《游庐山记》中“又不知何岭下看百丈，有八九十峰，皆肥箨参起白云底。鸟语细碎，忽数群白鹭跳来，逾时，是泉也”；《小洋》中“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剪鹅毛霞，俱黄金锦荔，堆出两朵云，居然晶透葡萄紫也”，均极见灵秀之气。下录《天姥》：

从南明入台，山如剥笋根，又如旋螺顶，渐深遂渐上。过桃墅，溪鸣树舞，白云绿坳，略有人间。饭班竹岭，酒家胡当垆艳甚。桃花流水，胡麻正香，不意老山之中，有此嫩妇。过会墅，入太平庵看竹，俱汲桶大，碧骨雨寒，而毛叶离屣，不啻云凤之尾。使吾家林得百十本，逃帻去褌其下，自不来俗物败人意也。行十里，望见天姥峰，大丹郁起。至则野佛无家，化为废地，荒烟迷草，断碣难扪。农僧见人辄缩，不识李太白为何物，安可在痴人面前说梦乎！……

说山水极为灵动。又像“老山”“嫩妇”之喻，对映成趣，表现出作者诙谐的性格。

晚明时期出现了各种笑话一类的书籍，这固然主要是为了提供消遣，却也通过嘲弄固执、迂腐的人生态度和虚假的价值观念，满足了人们从矛盾和无望的世界中得到一时快慰、一时解脱的愿望。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生平见后）编有《古今谈概》、《笑府》，《笑府序》对世界和人生作出一种荒诞化的解释，也是一篇杰出的小品：

古今来莫非话也，话莫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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