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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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臣看出他的顾虑，赶紧说道：“你来讲，我来记。出什么问题我负责。”好不容易，周一峰答应了。当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李俊臣也就知道了美国韦慕庭教授在十二年前的研究成果。李俊臣赶紧查找韦慕庭在十二年前编的那本书。一查，北京图书馆里居然有这本书！就像当年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冷置”了多年一样，这本英文版《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在北京图书馆“冷置”了多年，无人注意。于是，韦慕庭的绪言及陈公博的论文，被译成了中文。跟俄文版还原译成的中文稿一对照，两种版本的中共“一大”文件只有翻译上的字句稍有不同，意思完全一致！这清楚表明，英文稿、俄文稿在当时是根据同一中文原稿翻译的。

最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稿缺了第十一条，而俄文稿同样缺了第十一条——这更表明两种外文稿同源于一种中文稿！当然，那中文原稿中为什么会缺了第十一条，则成了历史之谜：或许是起草者把第十一条误编为第十二条，只是漏了一个号码，原件内容无遗漏；或许是手稿中漏写第十一条；也可能是第十一条引起很大的争议，付诸大会表决时被删去……这个历史之谜，要待有朝一日发现中共“一大”文件中文原稿时，才能判定。

在历史的雪泥鸿爪中苦苦追索，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那次极端秘密、只有十几个人参加而又极其重要的会议——中共“一大”，这才渐渐“显影”，被时光淹没的历史真相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寻找中共“一大”会址和中共“一大”文件，只是这些年来苦苦追索中的两桩往事。

这些年来，关于中共“一大”的一系列课题，成为中外学者们竞相探讨的“热点”：中

共“一大”究竟是哪一天开幕？中共“一大”在哪一天闭幕？出席会议的代表究竟是十二个还是十三个？那位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派的代表尼柯尔斯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虽然中共“一大”的召开已经是八十多年前的往事，然而这些追索迄今仍在进行中。就在笔者着手采写本书《红色的起点》时，尼柯尔斯基尚是一个谜。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告诉笔者，在任何档案中都没有查到关于尼柯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可就在笔者采写本书的过程中，忽又闻这个被称为“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共‘一大’的人”的身世查明了，于是，便赶紧前往北京作详细了解……笔者正是在中外众多学者专家数十年来研究中共“一大”的基础上，着手写了这本《红色的起点》。

第二部分：前奏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　1

暮春初夏的维也纳，最为宜人，也最为迷人。每年这个时节，游人从四面八方拥向这座古城——自从奥匈帝国解体，奥地利共和国在一九一八年宣告成立，这儿成了奥地利共和国的首都。

湛蓝的多瑙河从市区缓缓穿过。古色古香的皇宫、议会厅以及直插碧空的教堂尖顶，在金色的阳光下发出璀璨的光芒。

在繁华的轮街街头的广场上，矗立着贝多芬的雕像。而在皇宫花园里，莫扎特的石像矜持轩昂。这座音乐之都，与舒伯特、勃拉姆斯、海顿、施特劳斯以及贝多芬、莫扎特的大名紧紧相连。在游人最盛的日子里，音乐节在这儿举行，空气中飘荡的音符更增添了欢乐悦耳的气氛。

一九二一年，在音乐节前夕，一列蒸汽机车呼哧呼哧喘着粗气，驶入维也纳车站。在一大群优哉游哉的下车旅客之中，一位步履匆匆的旅客显得与众不同。

此人年近四十，熊腰虎背，身材高大，连鬓胡子，衣着随便，看上去一派军人气质或者工人模样。可是，那一副金丝边框近视眼镜，开阔的前额，却又显示出知识分子风度。

他双手拎着一大一小两只箱子，走出车站，跳上一辆马车。来到一家中等的旅馆里，他订房间时用德语说道：“给我顶层的单人房间。”

“好的，先生。”老板用德语答道，满足了他的要求。德语是这里通用的语言。

他在房间里放好箱子，锁上房门，外出办事。奇怪，此人竟没有回来过夜。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那房间仍然空荡荡的，不见那位旅客的踪影。

难道他在奥地利有亲朋好友的家可住？既然他有住处，为什么又要在旅馆里租房间呢？真是一位奇怪的旅客！旅店的老板压根儿没想到：这位旅客此刻正在一个特殊的“住处”——维也纳警察局的监牢里！他，被拘捕了！

他是在申请前往中国时被拘捕的。他持有荷兰护照。他在旅馆的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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