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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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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抗日战争,后来把它遗失在战场上了。”①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也追求这些东西。后来他还告诉一些青年作家:要多读一些合乎自己的艺术气质的那些作家的作品。原来这也是他的起点,他从中学时代就积累起这方面的经验了。

他也很喜爱聂维洛夫的作品。聂维洛夫是苏联十月革命初期的作家,多写农村故事,孙犁对他的短篇《一个女布尔什维克》有很深的印象,在《文艺学习》这本书里,用很长的篇幅向读者做过介绍:十月革命前,善良的玛利亚一直受丈夫摆布,连丈夫捏她拧她,她也只是用微笑回答。布尔什维克来了,她开始觉醒,后来被选进了村苏维埃,丈夫要求离婚,她一摆手就答应了。哥萨克兵进入村子,玛利亚转移到外村工作,传说有人在别的村子里看到过她,又说也许不是她,因为革命后这样的女人已经很多了。“情节、对话、叙述、描写、结尾,全是讲故事的样子,一切单纯、一切统一。”“故事在十月革命发生,作者根据那个时期乡间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动态和节奏,制成他的文章。”①在这里,读者又一次看到,成为他后来的创作风格的那些因素,在他中学时代的阅读兴趣里就已经体现和孕育着了。

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名著《毁灭》,自从1930年1月起,在左联刊物《萌芽》月刊上连载的时候,他就读了。后来他买到一本翻印本,还想得到一本1931年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印行的原版印本,但未能如愿。这在手头不算宽裕、而历来又持身俭朴的他,只有用求知若渴来解释了。文化史和文字语言学方面的书,他也读了不少,如:《中国文化史》(杨东莼)、《中国哲学史》(冯友兰)、《白话文学史》(胡适)、《欧洲文学史》(周作人)、《修辞学发凡》(陈望道)、《词诠》(杨树达)、《名学纲要》(穆勒),以及日本汉学家盐谷温、青木正儿等人关于中国文学的著作,等等。这些书,都出于一代名家之手,差不多代表着当时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以此而论,做为中学生的孙犁,确实做到“取法乎上”了。

他那时读书的视野也相当宽广,连吴稚晖、梁漱溟谈人生观、宇宙观方面的书,也没有忽略。不仅如此,就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如《科学概论》、《生物学精义》等,他也读过。他还读过一本演述人类发展史的科学童话,书名叫《两条腿》,丹麦作家爱华尔特(C.Ewald)著,李小峰译,鲁迅校阅,北新书局做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于1925年出版。一般地说,这些书对于当时的思想界、知识界,也是起了某种程度的启蒙作用的。

至于古代散文和古代文学、哲学方面的书,他这时自然也是读的,何况,这在那时的中学国文课中,也占有比较大的比重,像《四书集注》,庄子、孟子、墨子选本,楚辞,宋词选本等等,都是那时国文课的常用教材。不过,当时他对那些先秦诸子的文选或节录,倒没有发生多少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词,如《南唐二主词》、李清照《漱玉词》、《苏辛词》等等。这些书,都是商务印书馆做为“学生国学丛书”印的选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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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所以喜欢词,和读小说时接触的诗词歌赋有关,如《红楼梦》里的葬花词,芙蓉诔,《水浒》里鲁智深唱的寄生草等等,都使他一度为之倾倒,以为是人间天上的绝妙好文章,乃至背诵抄录,爱不释手。接着,他又读了《西厢记》和近人著的浅近文言小说,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沈复的《浮生六记》。当时,他被这类凄冷缠绵的文字吸引住了。对于这一现象,他做了一个合情合理的、浪漫主义的解释:现在想来,青少年时代,确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时代。那时的感情,确像一江春水,一树桃花,一朵早霞,一声云雀。它的感情是无私的,放射的,是无所不想拥抱,无所不想窥探的。它的胸怀,向一切事物都敞开着,但谁也不知道,是哪一件事物或哪一个人,首先闯进来,与它接触。①应该说明,他喜欢读这些“绝妙好词”和“红袖罗衫”的文字,主要是在初中时期;初中毕业以后,他就被上述那些社会科学著作和新的文学作品完全吸引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报纸和杂志也成了他广泛涉猎的对象。所读报纸,主要是天津的《大公报》和上海的《申报》,也读天津的《益世报》和北平的《世界日报》。他主要是读副刊。当时《申报》副刊《自由谈》由黎烈文主编,多登杂文,鲁迅、茅盾、郁达夫、老舍、巴金等都在上面发表过许多文章。尤其是鲁迅用各种署名发表的杂文,很引读者注目。孙犁因为读得多了,竟能认得出哪些是鲁迅的化名文章。《大公报》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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