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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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静安先生年谱》，赵万里编，载《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据流传的一些史料记载，王国维是被溥仪召进宫，勒令应清华之聘，而溥仪是受胡适请托，才“下诏”的。这只是一方说辞。胡氏托溥仪说项的时候，溥仪还在紫禁城居住。而当吴宓接办之时，溥仪已被冯玉祥部队赶出紫禁城避居东郊民巷日本公使馆。有些巧合的是，吴宓到王宅的这一天，溥仪乔装打扮，秘密潜往天津，在日租界张园设立“行在”。因而王国维为此事曾偷偷到天津面见过溥仪，所谓“下诏”也是这时的事。王氏此举，其因是清华为洋学堂，王心理上有顾虑。关于此点，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一文有所提及。陈以他的老师蓝文徵（字孟博，1928年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口气记述道：“于是曹亲自拿聘书请王静安先生，王先生不答应，曹回来找胡，胡说有办法。原来当时王先生在清宫教溥仪，所谓‘南书房行走’，于是胡找溥仪，溥仪劝他，王先生仍然不愿去，因为清华为洋学堂，溥仪没法，只得下了一道‘圣旨’——这圣旨我在王先生家看到了。很工整，红字。王先生没法，只得去了。梁先生也就了。王梁一就，章先生便不就。”（原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三期，1970年3月）

【5】《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孙敦恒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6】《交待我的罪行（九）：演讲〈红楼梦〉》，吴宓撰，转引自《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7、53】《陈寅恪集？诗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8】《吴宓日记》，第二册，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6月出版。见1919年3月26日条。

【10】关于吴宓辞研究院主任之职与张彭春被挤出清华园一事，情形颇为复杂，但总体而言是清华的吴宓一派与张彭春（字仲述）一派意见不合，相互倾轧所致。张彭春乃著名的南开大学校长、教育家张伯苓的胞弟。1910年，张彭春与赵元任、胡适等70人同期，以第10名的成绩考取庚款留学生二期放洋留美（赵元任名列第2，胡适列55名），在克拉克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研究文学、欧美现代戏剧。1915年他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为著名哲学家杜威的得意门生，此后在美国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指导。1916年归国，任南开中学部主任兼南开新剧团副团长，开始话剧创作活动。后来成为名人的周恩来、万家宝（曹禺）等均为南开新剧团成员并成为张彭春亲自栽培的学生。1919年，张氏再度赴美国攻读哲学，192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离美，赴英、法、德、丹麦等国考察。1923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当时的张彭春与胡适、赵元任等庚款二届留美同学往来密切，与以吴宓、梅光迪等学衡派成员（在南京以《学衡》杂志为根据地，鼓吹所谓的传统文化），或支持学衡派者不甚和睦。吴宓进清华，乃学校正急需人才之时，且是曹云祥校长一手促成，作为教务长的张彭春与“暴得大名”的胡适都不好直接面对面地从中作梗，吴宓趁此空隙得以顺利进入清华园。但自吴氏主持研究院日常事务后，情形逐渐变得复杂微妙起来。当校长曹云祥行将出国考察时，荐张彭春以自代。因张与吴围绕校政施教方面的主张常有不同意见，终致彻底决裂，成为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仇寇。由于这样的关系和派系成见，吴与胡适、赵元任的关系也越来越生硬，几乎成了冤家对头。但此时深受校长曹云祥器重的张彭春，正处于青云直上、一飞冲天之势，并不把吴宓放在眼里。事实上，无论从哪方面俗务来看，张彭春都有理由在吴宓面前骄傲并采取俯视姿态。1916年，当张彭春作为一只硕士衔的“海龟”，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时，吴宓刚从清华学校毕业，翌年才放洋留美。而张最终戴着一顶耀眼闪光的美国高等学府的博士帽子荣归故里，并顺利进入清华任教授兼教务主任。而吴在美扑腾了几年，只弄了一张灰不溜秋的硕士文凭归国，这顶帽子在当时放洋的诸生看来并不足道。也就是说，无论是资历还是学历，吴氏比之张氏都差一个档次。尽管吴宓放洋时号称“哈佛三杰”之一，但类似这般称孤道寡的荣誉称号到了张彭春的耳朵里，可能只是被当做一个笑话嗤之以鼻罢了。　。。

第一章注释：（2）

在张彭春的眼里，吴宓的为人为学皆不值一哂，并在人前人后对其表露出轻视意味，此点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出。1925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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