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0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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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安沉吟道：“纵观近代，改革比较成功的无疑是张居正，张居正的改革至少为大明延续了数十年的气数。他的不少政略很值得我们借鉴；

不过臣觉得，张居正的一条鞭子法仍是治标之举，或许是因为张居正面对的是一个僵化的大明。不敢做得太彻底。秦王，如今我朝初立，不存在张居正所面对的强大阻力，有些事情可以做得更彻底一些。比如税率的改革。”

秦牧颔首说道：“请司马先生细细道来。”

“臣就先说说这税率问题，目前我朝在湖广江西还是延用明朝的税率，这必须尽快改革，否则将来地方越大。越难办。秦王前番所言，税收不但是一个朝廷的财货来源，更应起到均平及保障底层民众生活的作用。这一点臣深表赞同；

明朝的农税是三十取一，商税是五十取一，这个税率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问题，农耕获利少，而税赋重；工商获利多，而税赋轻，这虽然有利和促进商业发展，但毫无疑问也会拉大农商之间的收入差距，导致收入分配的极度不平衡；

明太祖虽然严厉限制了商人的地位，但事实证明，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地位便不再受实质的贬抑了。他们可以通过官商勾结，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

明朝的税率导致的结果是贫富差距悬殊，民众没饭吃，国库空乏如洗，而地方豪强却富可敌国，张居正改革之前，大明年入不过两百多万两，改革之后也不过翻一倍，试看江南豪富之家，家资数百万两的比比皆是；

虽说藏富于民是不错，但也必须是在保证国用的情况下，才谈得上藏富于民。在军事上，讲究强干强弱支，在财富方面亦然，朝廷岁入不及江南一豪富之家，纵观历朝代，只有在大明才出现这样怪异现象；

再看看两宋，尤其是南宋，岁入超过万万两，而半数为商税收入，再对比两宋与明朝的工商业，两宋何曾逊色多少？可见说降低商税是为了促进工商发展，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司马安所说的，秦牧非常赞同，于是便问道：“司马先生觉得这商税的税率应该调高多少方为合适？”

“至少也要与农税持平，如果从均衡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甚至应该比农税略高才是。”

“好，此事先透透风，让六部大臣一起议议，然后再决定。”

喻大猷接着说道：“秦王，先秦的军功授爵制度，用于统一全国，实不失为良策。”

先秦的军功授爵制度秦牧近期也研究过，而且还知道明朝的张居正也实施过这一制度，但张居正失败了。

顾君恩立即帮着分析道：“秦王，张居正之所以失败，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张居正面对的是一个腐化的大明，才导致这一良策失败；

而且还有一点，先秦之所以成功，是先秦统一天下前，地域只有关中与四川，地域小容易查核制度的落实情况；

而张居正面对的是十倍的国土面积，军功授爵制度颁行后，很难核实施行情况，难免有人营私舞弊，使这一良策难以奏效。”

喻大猷侃侃而谈道：“商鞅的军功授爵制度共分二十级，行伍中人，不论出身门第。一律按照其所立军功的大小接受赏赐，即便是秦国的宗室也是这样。宗室未立军功者不得列入宗族的簿籍，不得拥有爵位；

士兵只要斩获敌人甲士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一级爵位、田一顷。宅一处和仆人一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

先秦通过这套严格的制度来激励士气，提高战斗力。事实证明，出于对军功的强烈渴望，秦军如同饥饿的猛虎，把魏国的重装武卒，胡服骑射的赵国铁骑，都一一吞噬；

先秦与大明的成与败，存在社会条件的对比。先秦时期生产力相对落后，加之连年征战，使得军士生活条件很艰苦。而不同的爵位所享受的待遇差别很大，没有爵位的士兵能填饱肚子；

因此。用敌人的首级来获得爵位的晋升就成了满足士兵基本生活需求的手段，否则就要忍饥挨饿。加之获取军功几乎是秦人获得权势的唯一方法，权衡了成本收益后，奋勇杀敌获得军功成为了秦军将士最好的选择；

反观明军，明朝的经济比之先秦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普通士兵温饱不成问题，还能领到军饷，不似秦军那样挨饿受冻。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杀敌获取军功的渴望会大大降低；

因为对军功的渴望不强烈，对士气的激励自然也不高。权衡收益成本之后自然不会去拼命，最后反而成为了杀良冒功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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