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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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德生之爱事业，最有名莫过于被匪徒绑架34天，自己拒绝支付赎金。他对绑匪说：“我是一个事业家，不是一个资本家，我所有的钱全在事业上面，要养活数十万人，如果事业一日停止，数十万人的生活就要受到影响。所谓资本家，是将金钱放在家里……”最后他甚至立下遗嘱，说绑匪索要50万美元，本来不算大数目，但企业流动资金不多，如果因为拿出这笔钱影响生产，会使工人失业，所以他宁可牺牲个人保全事业。这个遗嘱竟令绑匪大为震撼。

事实上，西方清教徒精神影响下的企业家有“拼命赚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一说，其中的“拼命赚钱，拼命省钱”无论用在中国近现代企业家身上，还是用在中国当代企业家身上，都是名副其实的。这可以概括为中国传统与清教徒精神共有的特质：节制。

清教徒精神的另一个重要特质是“理性”。中国近现代企业家在“节制”这点上，不让西方清教徒，那么在“理性”方面，有没有共同之处呢？

中国传统中也有清教徒精神？（2）

新教伦理的“理性”，是工具理性，它假设人们行动的动机是追求各种功利，并借助理性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不考虑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新教伦理强调通过世俗工作的成功来荣耀上帝，以获得救赎，这一主张使功利具有了真理性，使得工具理性扩张，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1月31日，我参加东方卫视《头脑风暴》节目，就拐点问题展开讨论。两位同行辩友认为，　“中国房地产强劲的需求态势并没有改变，供不应求的基本市场结构也未见明显松动，因此拐点并不存在”。他们“从不认为拐点已经出现，因为刚性消费需求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

节目主持人袁岳支持“有限拐点论”，和我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但他认为：“房地产商群体对于拐点论的反对，可以说利益考虑多于事实考虑。”何谓“利益考虑多于事实考虑”？这就是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在商业社会中，可以理解为：1。目标明确；2。途径精确；　3。操作上具有精确性和可衡量性。

企业家的行为，与我们身处的社会背景和传统文化分不开。中国人的思维是缺少工具理性的，我们传统上习惯于价值理性。价值理性相信的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纯正，选择正确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

一般来说，只要有一种价值理性的存在，就必须有相应的工具理性来实现这种价值的预设。没有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实现就是水中捞月。在政治学里，*政治必须先有形式上的*（如投票规则），才能实现实质上的*。如果连*的形式都不具备，何谈实质？在法学中，必须先有程序正义，才能走向实质正义，程序法先于实体法。在经济学中，必须先有效率追求，才能为公平追求奠定基础。

工具理性是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的结果。随着工具理性的膨胀，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逐渐出现了工具理性霸权，从而带来了人的异化和物化，是西方现代社会面临的难题。但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首要的问题是缺乏工具理性。

【资料：工具理性——对政策的应变技术化】

近年来，企业家的言论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种传媒上，这些言论无外乎表明了一家企业如何看待政策变化、市场变化，其本质，是一家企业如何自我定位——在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中，作为一个微观主体，企业和社会之间是什么关系？

中国知识阶层有心忧天下的传统，茶余饭后喜欢品评国事，谈论政策。我一直认为，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那是政府和经济学家、学者的事。企业是搞微观的，作为理性的企业，应该做的是对政策的应变技术化。

举个例子，在“90/70”政策出来之后，一些开发商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态度，开始搞“双拼”，两套90平方米的房子一双拼就成了180平方米。一些设计公司迎合这种需要，还出现了一批所谓的“双拼专家”。

万科怎么理解“90/70”政策呢？首先要看它有没有合理性。“90/70”的出台有这么几个背景：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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