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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圆周，我在圆心上。”唐骏说，“我不希望建立自己的山头。有些人离我近，有些人离我远，办公室政治就出现了。”半年过去后，唐骏的承诺得以兑现。“我不相信换了一半的微软中国高层管理人员，我的业务就会突飞猛进地增长，”他说，“这个承诺带来的效益是什么？是凝聚力。这是我们广州会议的核心。”他发现，自己很会搞团队建设，因为并没有媒体预测的高层跳槽、员工流动。

二、唐骏PK盗版

比尔·盖茨发怒了融入微软中国并不是唐骏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业绩问题。唐骏清楚：微软让他当总裁，就是要他将业绩做得比前任好。业绩问题背后是盗版问题。只要大家都用正版，唐骏的业绩会好到天上去，但唐骏清楚，他在任期间不能“过分”地打击盗版。过分地打击盗版，他的下场会跟他的前任一样。不过分地打击盗版，这是唐骏与他前任——杜家滨、吴士宏、高群耀最不同的一点：他们都是打击盗版高手。唐骏认为：“我很难评价我的前任处理盗版的方式和方法，但我不会加大力度来告诉人们盗版横行。”“过分地强调盗版会导致反感。”唐骏将心比心地说，“中国人不喜欢被强迫，中国人喜欢将心比心。话讲清楚了，说明白了，事情就好办。”他所谓的事情好办，是指不会遇到他的前任在中国那么大的阻力。唐骏认为，打击盗版不应由微软这样的商业公司推动。盗版对中国软件产业的影响更大，国家不会任其发展。微软最明智的做法是配合政府的行为。“对中国软件企业来说，盗版毁了他们前程，将他们扼杀在了发展期。”以前数任总裁的做法是这样的：微软划定游戏规则，政府、产业界、企业跟着微软制定的规则走就行，只有这样，中国的软件产业才有机会。微软俨然是个领导者。在美国微软是领导者，它带动了美国软件产业的崛起，而美国软件业的崛起，则产生了盖茨这样的美国式英雄与微软这个美国式传奇。微软谆谆教导：学习微软，中国就能产生美国式的英雄与微软式的传奇。唐骏则很聪明：中国不能复制美国式传奇，中国有自己的规则。唐骏对微软总部说：微软在中国的角色就是配合政府，安安分分地做一个企业公民，不能速成，只能缓进。比尔·盖茨说过一句话：“中国人喜欢盗版，我希望他们盗版我们的软件，到时我就能向他们收钱。”这句话后来被演绎成：“让中国人去偷吧，总有一天会付出代价。”作家方兴东后来在《挑战微软》一书中又反复提及这句话，并被渗入道德因素。这句话还被译成：“只要他们想偷，我们希望他们偷我们的。”因为用户会上瘾，因为他可以算出未来十年的收成。这句话甚至被简化成：“中国人是小偷”。比尔·盖茨说话直率，此话用商业标准衡量没有问题。后来由于渗进道德情绪，这句话演变成微软中国历史上为数众多的公关危机之一。一个坊间笑话是这样的：比尔·盖茨刚到中国时很兴奋，因为有上亿人使用电脑，电脑里都装着Windows；接下来他很纳闷，为什么这么多人用微软的东西，微软在中国却没有营收呢？等他弄明白时，他开始愤怒了，因为人们一边免费使用微软产品，一边大骂微软。坊间笑话没有史学价值，但却准确反映了微软的困境，唐骏得想办法突破这样的困境。前有微软 后有盗版唐骏需要说服微软总部，对微软中国区的总裁考核不重在业绩上，特别是短期考核。这样，他才有做事的空间。唐骏是这样说服微软美国总部的：盗版对微软营收的影响并不大。2001年，即唐骏任微软中国区总裁的前一年，微软全年共赚了158亿美元，合1400亿人民币。对于微软来说，在中国丢掉一个亿（美元），等于全公司放假半天。短期不注重业绩，并不代表长期不注重业绩。微软当下的任务是让中国人用微软的产品，等产业环境变好了，微软自然就能收到钱。与盖茨的原话相比，唐骏的话不含道德批判，不会对中国企业、中国人造成情感上的伤害。事实上，中国软件产业界也明白：任由盗版横行，受伤的除了微软外，还有中国软件产业。唐骏之后，中国的企业，包括金山、用友等中国本土企业也开始呼吁打击盗版、净化中国软件产业环境。在这些企业之后，加入打击盗版行列的是中国政府，然后是产业界的知识分子。微软、企业、政府、知识分子四股力量，最终推动着中国打击盗版事业缓慢向前，微软一进中国就开始了这项事业，但唐骏最先考虑将这四股力量结合起来。

唐骏领导下的微软中国对待盗版的态度与前任不同。他不主张依靠打击盗版来作为业务增长的手段，他希望通过教育来引导，加强人们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盗版对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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