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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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为这正如王小波、方腊对他们的群众所作的政治宣言一样重要。更不用说李逵老是放在嘴上的要宋大哥夺了宋朝皇帝的“鸟位”的话，对于我们分析梁山好汉们的政治性质的学术重要性了。虽然鲁智深的上梁山并无林冲等人直接的遭*作为原因，但他也是因“打抱不平”而改变了个人生活道路的，而所谓“打抱不平”，这“不平”的原因，在《水浒》中出于赃官与豪强，这正是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鲁智深第一个打抱不平，是因拯救金老父女，第二打抱不平，是直接反抗了高太尉，所以他才沦为造反的好汉。在英雄排座次的大聚义大欢庆之时，宋江吟出“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词来，惹得李逵大闹，而说出一句最为深刻的话来的是鲁智深，他把朝廷比作他穿的黑色僧衣，说“洗杀怎得干净？”他表示，“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这个粗莽之人，却是粗中有细，他算得上是一个有较明确意识反抗黑暗统治的人。如此等等，在一部《水浒》中闪耀光芒，不但不是少得可怜的凤毛麟角，而且是一部书的整体性存在，决定了这部书是写农民起义的性质。难道，马幼垣先生对这一切都是视而不见、都可以轻描淡写吗？

说到朝廷对梁山的态度，也完全与历史资料中揭示的一样，以血腥*为主，必要时则实行招降政策，而《水浒传》不但写宋江受招安，还写宋江想受招安，他把梁山队伍一步步带上了受招安的道路，至于这条道上英雄们的结局，只能是历史所给出的悲剧的必然。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着，《水浒传》是以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情况为事实依据来写就的，它写的就是一场模模宏大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

至于马先生说到的梁山攻打两府的事件，我们就不赘论了，我们只问，作为反抗朝廷的梁山好汉，他们有没有权利命令两府投降？此是一；第二，我们能要求梁山好汉像马先生要求的做事总那么正确吗？历史上的大小“盗贼”，比如方腊，他一起事，三个月内就攻占了睦州、歙州、杭州、婺州、衢州、处州以及青溪五十二县，马先生是否要对方腊说：你这样做是正确的吗？这些地方的官民都得罪了你吗？人民该充当解决你的政治难题的牺牲品吗？你这样子就是替天行道吗？你的主要骨干该都不是普通农民吧？你和你的一伙们只不过是演绎了又一个讲穷途末路、争取生存、谋求自保的故事，而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马先生的轻描淡写已经成了强词夺理。

又，有人提出了一种判断标准，即以队伍的首领来定队伍的性质，并举出*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两军为例。我们认为，在封建统治的社会中（《水浒》所描写的社会，就是十分典型的封建社会），主要矛盾是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凡是农民的反抗、暴动，不论其规模大小，都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打击，都应当计算在农民起义这个总量当中。至于领着头干的人，或后来担任其领导角色、左右其发展前途的人，是个什么思想，是不是处处都能忠诚地代表农民，乃至最后是不是利用农民的反抗、暴动、起义，来别有用心地做他的政治资本（如《水浒》中的宋江），以至趁着农民起义的势头并利用其力量做了改朝换代的工具（如刘邦、朱元璋），那都是另外一回事。《水浒》中王伦、晁盖、宋江这三代首领思想意识各不相同，这并不能改变众多下层人民（其主体在当时只能是农民）跟着他们在山上与当时地主阶级国家政权对峙这样的情况，这情况（以及书中写到的各个山头各路英雄）的存在，沉重打击和动摇了宋朝政权，而这个政权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而站在朝廷立场，则当然是另一番感受）。所以，在《水浒》中梁山好汉们的存在，就是农民的反抗、暴动、起义的存在。在此，毛泽东主席的几条论述最能深刻而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

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从秦朝的陈胜、吴广……直至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至于说到*革命时期的国共双方，确实与农民有很大关系，因为当时农民仍是中国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处在社会最下层，他们的痛苦最大最深，在那样动荡的社会中，军队的最大量人数，也只能是来自农民。但在那个时代，不管天下有多少自发的农民暴动，都已经不存在历史意义上的“农民起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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