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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车师前部往西，除焉耆、危须、尉犁外，还有一些城郭部族分布在北道沿线，它们是（由东而西）：渠犁、乌垒、轮台（即轮头）、龟兹、姑墨、温宿、疏勒。这些部族，自张骞通使西域，特别是武帝臣服大宛之后，均从匈奴奴隶主统治之下获得解放，归属汉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在轮台、渠犁设立使者校尉，施行屯田，为来往使者和驻军提供粮食等必需品。使者校尉是汉朝军队和政府官员常驻西域的第一个权力职务。轮台、渠犁扼北道之中部，地位显要，它在政治上、经济上为北道的安全畅通提供了保障。以后汉朝在乌垒（在轮台、渠犁间）设立西域都护的治所，显然是考虑到这一带几个部族社会状况的变化，以及使者校尉屯田驻军和经营管理的良好基础［62］。龟兹等部族对汉朝的统治是积极响应的。前面提到过“龟兹王绛宾乐汉衣服制度”一事，即表明这一带的社会文化很快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汉道交通在这里得以贯通和发展，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这条道路的西端大部族之国为疏勒。据《汉书·西域传》，此地有人口近两万，拥兵两千，俨然是西域大国。又“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商业交通十分发达。此地自归西域都护统治后，经济发展极快，至东汉时，人户胜兵均增十余倍［63］。疏勒在西汉时属北道［64］，但以后南道之莎车有分道至疏勒。东汉时，除中道、南道外，新北道也有支线可通此。《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葱岭之东，“有国名伽舍罗逝。此国狭小，而总万国之要道无不由”［65］。伽舍罗逝即疏勒［66］。学者亦有认为古代西方典籍中的Seres即指疏勒，因为两汉时疏勒是中亚交通中心，是丝绸西去的转运站［67］。从对音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此说有一定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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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0）

以上所述塔里木盆地北缘诸部族的历史概况，可以看出，汉代社会的对外开放，不光是因为中原的对外开拓，也包括了西域民族国家社会进步的力量。在排除了匈奴落后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羁绊之后，这一地区很快就连成一条畅通的交往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汉政府先后设置了轮台、渠犁的使者校尉、乌垒的西域都护和车师的戊己校尉，这些都是镇护西域的重要官职，表现出这条道路对于西域交通的建设和汉代国家的统一，有极大的意义。

（六）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城郭部族

塔里木盆地以南，由东而西，共七国，它们是：楼兰、且末、精绝、扜弥、于阗、皮山、莎车。它们的社会特点比较相近，在中西交通（南道）的开辟和发展上，所起作用也一脉相承。现摘要述之。

南道东端，以楼兰最为大国，其地位颇似北部的姑师。据考，楼兰东西达九百千米，其东部之楼兰，西部之尼雅，均为重要城市。尼雅被誉为“东方的庞培城”。斯坦因于1906年在尼雅遗址中发现佉卢文（Karoshthi）牍524枚，中有“Kroraina”［68］之文，疑为楼兰对音，又以为《史记》中“楼兰”二字为译音，待考。楼兰故城，在罗布泊西北，古疏勒河在此注入泊中。这一优良的地理位置，对于楼兰的经济发展和以后西域南道的繁荣都有重要影响。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探险家、军事家和旅行家，如张骞、班超、法显、玄奘、马可·波罗等，莫不在此留下足迹。楼兰与月氏故地毗邻，此二民族当时必互有来往。月氏西迁以后，汉代开拓交通，南道又以楼兰为东始，以月氏为西尽，这无论是否巧合，其中存在历史的有机联系，是不难设想的。

《汉书·西域传（上）》记载，楼兰少田，“仰谷旁国”。可知它在经济上对东方的农业有依赖性。至于考古发现其遗址有麦、糜秸秆和粒壳［69］，则说明当时亦引进了农业生产的技术。楼兰“有驴马”，出玉，还有其他手工业产品，皆为中原地区所稀缺。加之楼兰东陲接汉，故武帝时代汉朝对西方开拓，一开始就波及这里，并以之为南道的一大根据地。昭帝时，更其名为鄯善，正式纳入汉朝版图。这里的文明生活，自此始发生重大变化。一些研究家认为，“在鄯善附近地方及车师地方的住民，依西域人骨骼的研究，知道颇适合于伊兰人种型”，“他们经营其城郭生活，开展农工商业，而成为有意义之文化生活，自汉初直至唐代”［70］。兹不论其人种，它的社会生活，因中西交通的关系，受汉族文明极大影响，是一定的［71］。昭帝时，应鄯善王之请，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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