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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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旦能够获取较高利益，必定蔚然成风，被其他豪强大族效仿。

这样一个提议在河西幕府的幕僚中，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所以不能够马上实施，必须等到雷瑾返回，亲自拍板定案。

雷瑾很清楚，中土帝国自从先秦战国时代商鞅变法，奖励耕战以及诸国纷纷变法以来，到汉初文景之治，再到汉武帝改田租什一，加派大量杂税，盐铁酒官营以聚敛财富，再到武帝之后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儒家公羊学派与儒家“贤良”“文学”之士在朝堂的论争，再到唐帝国的租庸调，两税法，再到宋帝国王安石变法，所有的变化和不变，所有的争论和斗争，所有一切的中心最终无一不是着落在田地和农民身上！

帝国历代王朝都以田地赋税为正赋，但是由于穷奢极欲、冗员泛滥、战乱频仍等多种原因，而且兼并zhan有大量土地的帝国豪强大族，一般都隐匿有大量的地产及人口，这些隐匿的地产、人口都在私门，不直接对国家赋税、军事防务作贡献，却仍然要享受帝国提供的和平、秩序、兴修水利、防洪抗旱、防疫治疫、赈灾救荒、施粥救饥、捕蝗驱蝗、保证完善而统一的水陆交通（包括四通八达的帝国驿道、运河、江河水道、帝国邮驿），等等，等等，这使得依赖正赋收入的帝国中央朝廷，其赋税来源逐渐萎缩，国家仅靠正赋收入难以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为了增加收入，平衡财政，帝国历代都会不同程度的在田税正赋之上，额外附加种种杂税，而且附加的杂税总是随着土地兼并的不断加深，非常顽强地趋向于超过正赋，直至数倍数十倍之多，而这些杂税中的绝大部分，毫无疑问的会被大多数官僚地主逃避或者转嫁，最终集中着落在农民身上，这一直是帝国积弊数千年的痼疾，屡屡引发无力负担的农民起义和暴动，甚至导致改朝换代。

其实如果光是土地兼并，豪强大族不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土地兼并并不见得有多大危害，但官僚地主的特权是帝国律法所明文规定的；而且不惟如此，地主往往还会利用其强势地位，进行合法和非法的土地兼并，却同时又转嫁其应承担的国家差派徭役，譬如大地主往往会利用天灾人祸收购自耕农的土地，却又不向国家正式登记过户，而是用双方私契的方式约定。这样，地主得了土地，而国家的正赋杂税还是得由自耕农来承担，当自耕农无力负担时，只好抛荒土地成为流民，这反过来又加重了国家维持和平和秩序的负担，而当这负担一旦超过国家力量所能承受的极限，改朝换代也就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了，这就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深层原因。

帝国历代王朝虽然都曾经试图通过改革变法，增加国家赋税来巩固统治，但从未真正成功过，从未在‘民富’和‘国强’这两个问题上找到真正永恒的平衡，苛捐杂税以及繁重的徭役差派总是如雨后春笋般，不经意地就找到了疯狂生长的土壤，直到把一个旧王朝彻底葬送，再催生一个新生王朝，然后再重复前一王朝的循环！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雷瑾曾经和包括秦夫子在内的许多老师，私下探讨过帝国王朝兴衰更替的问题，在雷瑾看来，土地不断兼并，并最终集中到少数豪强大族手中，其实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注：生产资料总是趋向于集中的，因为在一定条件下，只有集中，才能产生最大的效益，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当然也是如此），只要土地私有，并且可以自由买卖，则无论朝廷再怎么抑制豪强兼并，再怎么提倡重农抑商，也不过是延缓革命的到来，终归无济于事！

“抑兼并”，在雷瑾看来，财政原因仅占一二，恐怕更多的还是中央朝廷为了防止民间财力过于集中而导致尾大不掉的局面，惧怕‘兼并’对大一统皇权构成威胁，这才是根子上的原因！

历代王朝惊人相似的更替，少则十年二十年，多则二三百年的轮回，已经用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帝国中央朝廷根本做不到抑制兼并，也根本做不到一姓可传万世！

既然从地主着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那么就还不如从事情的另一端——农民这边着手解决问题！

天下的田地，无论怎么开荒，总是有限的；这有限的土地，无论如何努力，也只能承载很有限的人口，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加之田地兼并又不断地使土地趋向于集中，能够重新再分配的土地日渐减少，就更显得土地有限，而无法承载无限人口的衣食需要了，人与地的冲突更加激化，这是宛如死结一般难解的矛盾；

王朝更替过程中的战乱和瘟疫，会消灭很多人口，从而使这种矛盾大为缓解，然后矛盾再不断重新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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