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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过惯了安逸日子，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唐泛提出的所谓雄心胆魄嗤之以鼻，又认为天朝物产丰饶，何必走海上险路，去跟升斗小国争那等鱼米之利？更何况造船耗资巨大，当年三宝太监七下西洋足以证明一切：这七次远航非但没能为大明带来什么利益，反倒往里赔了不少钱，甚至有人觉得，永乐以后之所以国库日益萎缩，跟当初皇帝坚持要下西洋也有莫大关系。还有，如果耗费人力物力去跟倭寇打仗，打赢了不见得多么长脸，要是打输了，那才是大大的丢脸，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不管不问，直接关闭国门，像太、祖皇帝规定的那样：片板不许下海，这才是万全之策，祖宗成法总归是没错的。甚至有人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认为唐泛之所以主战，跟他现在主管兵部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一打仗，兵部可以从中渔利，得到更多的经费不说，地位也能由此得到大大提高。唐泛一一反驳了这些观点。首先，打仗肯定要有所付出的，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不能光想着天上掉馅饼。国虽大，好战必亡，但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大明如今并非主动在进行一场无道之战，恰恰相反，是别人打上门了，掳我百姓，劫我钱财，若不再自卫反击，只会被视为软柿子一般柔软可欺，以后这样的事情依旧会频频发生，国门一旦关闭，所有人都认为从此安逸而忘记危机，久而久之必然连战如何去打都忘记，到时候还是会被人欺上门，再说这一次还有不少百姓被倭寇掳掠到海上去，难道那些人都就此不闻不问了么？其次，勘合贸易非但不能彻底关闭，反倒应该更为开放，有鉴于前宋海上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武力更加强盛的大明完全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太、祖皇帝虽然有片板不许下海的规定，可那是针对民船而言，要知道在那之后，三宝太监也同样七下西洋，官方贸易并未停止，祖宗成法之说大有变通之处，严格说来并不存在绝对的禁令。而且就算现在官方禁止民间贸易，也依旧有不少民船私自出海，谋取利润，正因为海禁，这些民间的盈利，官方并未得到一分一毫，这才是巨大的损失。堵不如疏，与其放任这些非法私贸继续进行下去，不如由官方组织起来，将其合理化，让其缴纳税赋，这才是一举两得的长久之道。唐泛并非一个人在战斗。有许多人反对他，同样有不少人支持他。这些人包括南京太常寺少卿杨一清，太常寺少卿李东阳，侍讲学士谢迁等。如果说谢迁纯属友情支持好友，那么杨一清和李东阳等人，则是从实际战略意义出发的。他们的观点大体上与唐泛一致，都认为守不如攻，虽然造船与组建水师耗费巨大，但是后期收益完全可以弥补回来，如果能够重现前宋那般海上贸易规模，则朝廷往后也就不必发愁每年国库拨不出钱粮，天子也不必发愁内库的钱财不够使了。这些人虽然官职不显，甚至没有一个内阁阁臣，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当今天子所信重的少壮派官员，如无意外，在几年之后，当内阁这批老臣子一一致仕之后，大明中枢将由他们来主宰。两方争议异常激烈，从弘治三年一直持续到弘治四年，从一开始到底派不派兵剿匪，要不要停止勘合贸易，到后来争论要怎么派兵，怎么打，开放海禁要开放到什么程度，也算是逐渐打开了一点局面。直到弘治四年末，尝到甜头的倭寇见明廷毫无动静，又一次席卷而来，登岸劫掠，促使天子终于下了一个决定：命汪直提督宁波，组建水师。弘治帝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谨慎保守的人，幼年的经历促使他在一件事上不会轻易做出决定，尤其是重大决定。假如他身边的人与他一样保守谨慎，那这个朝廷就是一个谨慎的朝廷，它能够完美地完成守成任务，却无法像开国之初那样锐意进取。这也是正常的，因为任何一个朝代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没有外力因素，只会这样一路保守下去，直至灭亡。但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唐泛他们自然并不知道，弘治三年，距离大明不止万里之遥的另外一端，一个叫迪亚士的葡萄牙航海家发现了非洲好望角。而一块被称为欧罗巴的大陆，当年成吉思汗带领的蒙古骑兵曾经到过的地方，正将一场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的浪潮席卷那一整块大陆。与那块大陆隔海相望的一个小国，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宗教改革做准备。这些事情，大明一无所知。即使是唐泛，也并不知道他所据理力争的事情，将为帝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汪直终于等来了自己梦寐以求的那一天。从大同回来之后，他曾经以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完蛋了。对于宦官来说，他的成绩也许很辉煌，但汪直并不满足，他天生就喜欢指挥千军万马驰骋在战场上的感觉，而老天似乎也赋予了他这样的才能，大同几年的驻守，对鞑靼用兵的胜利，足以说明这一切。但这种好日子没有维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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