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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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看来，万物都是同源的，无论植物、动物或是人类，都是“天地”的产物。区别只在于人是顺生的，禽兽是横生的，花木则是倒生的而已，所谓“动物本诸天，所以头顺天而呼吸以气，植物本诸地，所以根顺地而升降以津，故动物取气于天而承载于地，植物取津于地而生养以天”。“草木之生长亦犹人焉，何则？人亦天地之物耳！”（宋·赵时庚《金漳兰谱》卷中）作为花卉在其本性上是与人同格的，它们都是天地孕育出来的，都与天地同呼吸，共命运。这一深深扎入到华夏民族精神骨髓中的理念，时时诱导古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花卉引为同类。

他们认为，同人一样，花儿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人类的生理需求：

夫花有喜、怒、寤、寐、晓、夕。……淡云薄日，夕阳佳月，花之晓也；狂号连雨，烈焰浓寒，花之夕也；唇檀烘日，媚体藏风，花之喜也；晕酣神敛，烟色迷离，花之繁也；欹枝困槛　，如不胜风，花之梦也；嫣然流盼，光华溢目，花之醒也。（明·袁宏道《瓶史·洗沐》）

既然如此，它们自然有情，自然能够懂得人们的心意了。

“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中，罗隐尚还把持住常识，坦陈人花有别，人能解语，花不能解语，人而有情，花则无情。与他不同的是，更多的骚人墨客宁愿相信花虽不能言，却是有情的，是能善解人意的。

一样咏牡丹，唐代乐妓薛涛在《牡丹》（一作薛能作，文字略异）诗中就将牡丹当作别后重逢的情人，倾诉着情意绵绵的相思之情　：

去春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

常恐便同巫峡散，因何重有武陵期？

传情每向馨香得，不语还应彼此知。

只欲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

花虽“不语”，却能与人互通心意。“传情”、“彼此知”，把花人同感、相思恨苦的诗情意蕴勾勒了出来。

在中国古人眼中，花又岂止能够与人互通心意呢。唐代南卓《羯鼓录》讲述了一则“羯鼓催花”的故事，说唐玄宗好羯鼓，曾游别殿，见柳杏含苞欲吐，叹息道：“对此景物，不可不与判断。”因命高力士取来羯鼓，临轩敲击并自制《春光好》一曲，当轩演奏，回头一看，殿中的柳杏这时繁花竞放，似有报答之意。玄宗见后，笑着对宫人说：“就这一桩奇事，难道还不应唤我作老天爷吗？”《扬州府志》也谈到，开元中，扬州太平园里栽有杏树数十株，每逢盛开时，太守大张筵席，召妓数十人，站在每一株杏树旁，立一馆，名曰“争春”。宴罢，有人听得杏花有叹息之声。北宋何远《春渚纪闻》更是一本正经地记载了两件果木奇事：“元丰间，禁中有果名鸭脚子者，四大树皆合抱。其三在草芳亭之北，岁收实至数斛，而托地阴翳，无可临玩之所；其一在太清楼之东，得地显旷，可以就赏，而未尝著一实。裕陵尝指而加叹，以为事有不能适人意者如此，戒圃者善视之而已。明年，一木遂花，而得实数斛。裕陵大悦，命宴太清以赏之，仍分颁侍从。又，朝廷问罪西夏，五路举兵，秦凤路图上师行营憩形便之次，至关岭，有秦时柏一株，虽质干不枯，而枝叶略无存者。既标图间，裕陵披图顾问左右，偶以御笔点其枝，而叹其阅岁之久也。后，郡奏秦朝柏忽复，一枝再荣。”宋廷鸭脚子树和秦朝古柏的结果和抽青，与神宗皇帝说了那么几句感叹话，点了那么几划笔，其间的关系，作者用的是严格的史乘笔法，一点也没有添加主观上的臆测文字，然而因果道理却不言自明，显然在作者本人看来，并且他也希望读者相信，这类现象绝不应理解为是巧合，而是应当确信，花木和人一样，是有心智和良能，是有感悟和情义的。

在这里，花木具有了人所赋予的价值观。有些时候，花木甚至被认为是人的化身。　前文曾说过，传说中古蜀望帝死后，化为杜鹃鸟，因思念家乡，泪尽而泣血，化为杜鹃花。不仅人能变花，花亦能变人。如前文所说的水仙花，有夜梦水仙入怀，而生下聪慧善诗的女儿的传说。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在本文一开头就提到的鲜花美女的奇妙转换。不过，这里的转换已不是前面所说的比附，而是人花生命的转换，基于生命相通的信仰观念，而其逻辑的发展必然是，人与花之间的关系如此亲近，以至于花也具有了它与之同化的那个对应物即人的种种特征以及相关属性。从为花木的命名中我们便可以感受到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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