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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桃李红争放,
仙馆琅碧换新。
也就是这位冼玉清,孑然一生,身后将祖传遗产四十四万港元捐给国家,将广州房产、书籍、收藏悉数捐给了中山大学和广东文史馆。
另一位女性叫黄萱,印尼华侨首富黄奕住之女、周寿恺教授夫人。195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黄萱应中山大学之聘为陈寅恪的助手兼助教。陈寅恪晚年著述融入黄萱大量的心血。《论再生缘》、《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都是由黄萱记录、整理的。陈寅恪与其合作十分愉快,对其工作十分满意,曾借著作出版之际专事附记鸣谢。她在陈寅恪身边工作了十四年。因爱人工作调动,黄萱一度欲辞职。陈寅恪说:“你的工作干得不错,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个适当的助教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黄萱被感动,又留了下来。直至1966年被迫离开。不可设想,倘若没有遇到黄萱,陈寅恪晚年的著述将又是一番什么样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黄萱在中山大学工作了十四年,月工资七十六元一分也没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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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目膑足,慈眉傲骨(1)
陈寅恪1937年右眼失明,五十二岁时左眼又发现眼疾,希冀有良药治疗能康复。兵荒马乱,岂容幻想。五十六岁时,左眼视网膜剥离,终致双目失明。日本投降后,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请陈赴伦敦再治目疾,仍不见好;拟次年赴美医治,闻此疾美国名医亦无良策作罢,遂与赵元任夫妇等于1946年春返回清华。“五十八年涕尽,可能留命见升平。”诗句可见情哀意悲。时国事蜩螗、民生凋敝,陈寅恪将书斋命名为“不见为净之室”,于昏昏中度过最后二十年苜蓿生涯。
祸不单行,1962年陈寅恪右腿骨跌折,因年迈不能手术,住院半年,仍不能站立。即在失明膑足后他仍坚持著述不辍,彰显了一纯正学人的襟抱与风骨。
陈寅恪、吴宓和汤用彤当年被誉为“哈佛三杰”。陈寅恪为人孤清、倔傲,处事情感“深挚”,吴宓为人谦和、宽容,做事“投入”。陈寅恪给人的印象是狷介、孤傲,实则对朋友、门生他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蔼蔼长者。
季羡林在晚年回忆中,说他是一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好好先生。对人宽容,又乐于助人,当年清华一硕士生考试,吴宓为一个微小问题否决了一个学生的及格,陈寅恪觉得不公,为这个学生据理力争。在奖掖提携后生方面季羡林感触最深。他说他本研究西洋文学,后改专攻梵文、巴利文故纸堆,是他在清华旁听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的影响。1945年季留德已经十年,正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伦敦治疗目疾,便写信向他汇报学习情况。陈寅恪本不了解季的学业,一听说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且季的师祖便是自己的导师,他马上复长函鼓励季羡林,并热情把他推荐给胡适,致使季羡林一帆风顺地到北大当教授。后来读了季羡林的论文《浮屠与佛》大加赞赏,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使季羡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季羡林晚年追忆陈寅恪时深情地说:“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陈寅恪爱才,他还推荐朱延丰给胡适翻译史学;他向主管中研院史语所的傅斯年推荐过张荫麟,推荐信中说:“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他还同时为北师大史学系系主任陈垣推荐过吴其昌,信中说:“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其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历史证明,张荫麟、吴其昌后来都是卓有建树的教授、历史学家。遗憾的是两人都英年早逝。张荫麟死时年仅三十七岁,陈寅恪闻讯极悲,还作诗以悼。
1949年流寓台湾的老门生劳,早年毕业后曾在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到台后,仍在史语所供职。傅斯年逝世以后,他参加傅斯年遗稿整理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傅斯年的一本书中看到陈寅恪给傅斯年的复函,“对我加以郑重推荐,这件事陈先生从未曾直接或间接表示过的,使我万分感动”。同样,令北大教授王永兴感动的是,1990年清华大学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出版“纪念文集”,在查阅清华校史档案中,发现1947年陈寅恪致校长梅贻琦的信,希望解决王永兴的住房,其言辞恳切,语意感人:“思考再三,非将房屋问题解决不可”,否则“弟于心亦深觉不安”,又云“详情悉有内子面陈”。为了成全弟子,陈寅恪竟令夫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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