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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经市委讨论同意——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因为我们党是在上海诞生的，明年七月一日是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要把寻找党的诞生地看成是自己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沈之瑜一听，显得十分兴奋。他是个老上海，对上海熟门熟路。他问姚溱：“有线索吗？”“听说是在法租界开会。”姚溱答道。“法租界大着呢！”沈之瑜双眉紧锁，“洋泾浜以南，城隍庙以北，这一大片地方原先都是法租界。长长的淮海路横贯法租界。那时淮海路叫霞飞路，是以法国将军霞飞的名字命名的。这么大的范围，怎么找法？”“你别着急，我给你一把‘钥匙’！”姚溱笑了起来，“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同志跟我说过，他把周佛海的老婆从监狱中放出来，她能帮助你们寻找！”这是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下午本书作者访问沈之瑜时他所回忆的姚溱原话。本书作者于翌日又向上海市公安局老干部牟国璋查询，据他告知杨淑慧并未在上海市监狱关押，但上海市公安局知道她住在哪里。“周佛海的老婆怎么会知道中共‘一大’在哪里开的？”沈之瑜感到颇为奇怪。“因为周佛海当年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姚溱说出其中的缘由。沈之瑜一听，打心底里佩服公安局局长扬帆的“神通”。

扬帆也经过一番改名换姓，他本名石蕴华。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便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他在新四军军部担任副军长项英的秘书，从事保卫工作。那封以项英的名义发往延安，向中央申明“蓝苹（即江青）不宜与主席结婚”的电报，便是扬帆起草的。多年的地下工作、保卫工作，使扬帆变得精明、干练。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留神种种信息。扬帆手下，有一员来历不凡的公安骁将，名叫周之友。在上海市公安局里，很少有人知道周之友的身份——周佛海之子！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日下午二时半，周佛海之子降生于日本鹿儿岛（据杨淑慧回忆说是“民国十年”，显然她记错了）。当时，二十五岁的周佛海正在日本留学，与杨淑慧同居，生下了儿子。周佛海给儿子取名周幼海，又叫周小海。后来，周佛海名声沸扬，关于他的家庭的种种报道也见诸报章杂志，周幼海之名也为世人所知。

天上风云变幻，地上人事也变幻莫测。当周佛海从中共党员成为中共叛逆，以致成了汪精卫的汉奸同党，由红变黑，他的儿子却走上革命之路，于一九四六年经田云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周幼海改名周之友，悄然从事地下工作，成为扬帆麾下的一员战将。解放后，扬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周之友成为他手下一名副科长。当陈老总提出要在上海寻找中共“一大”会址，扬帆不愧为红色的“福尔摩斯”，马上想及周之友之母、周佛海之妻杨淑慧——她是一把“钥匙”！周之友还向扬帆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父亲周佛海写过《往矣集》一书，内中提及他出席中共‘一大’时的情形！”只是此“案”不属上海市公安局的工作范畴，扬帆便把“钥匙”以及线索都交给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听姚溱如此这般一说，沈之瑜和杨重光心中有了底……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往矣集》记述了如烟往事

从建设大楼里出来，沈之瑜心急如焚，直奔图书馆。

随着周佛海身败名裂，他的著作也被查禁。沈之瑜出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介绍信，这才在一堆封存的书中找到那本《往矣集》。

真是“俱往矣”，这本一九四二年一月由上海平报社出版的《往矣集》（《往矣集》还曾由另几家出版社印过不同版本），记述着周佛海的如烟往事。此人擅长文笔，曾不断把往事凝固在铅字之中，在《往矣集》中留下他人生旅程中的脚印。

沈之瑜迅速翻过周佛海那篇记述童年的《苦学记》，目光滞留在他回忆加入中共经过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文中，有这么一段，详细写及他一九二一年七月从日本来沪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并提及了开会的地点：

“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党务发展得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还没有叛变，约仲甫（即陈独秀）去粤，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代表大会，他不能亲来主持。广东代表是公博（即陈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即何叔衡），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包惠僧是否作为湖北代表出席会议，说法不一），上海是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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