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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洞无物；语言要凝练，不能拖泥带水。他以自己创作时的甘苦体会，引导学生严肃地进行创作。（注：章棣：《忆老舍在山大》，《山东大学校史资料》第1期。）

在学生中间，老舍从不以名作家、名教授自居，他谦逊自处，平易近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但又不是耳提面命。学生毕业，都愿意请他题词留念。他的时间本来很宝贵，要教课，又要写作，但他从来是有求必应，认真对待，题词内容，斟酌再三，语短意长。他曾在一个学生的纪念册上题写“对事卖十分力气，对人不用半点心机”。（注：王碧岑：《往事难忘》，《北京文艺》1979年第8期。）从这件似乎是微末琐事中可以看出他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人格和情操。他这样要求学生，也以此律己，他一生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他是学生进步活动的赞助者和支持者。当时，山东大学学生办两种刊物，一个是《励学》，一个是《刁斗》。《励学》是学术性刊物，文理兼顾；《刁斗》是文艺刊物，内容为文学评论、创作和翻译。为充实刊物的内容，学生曾约请教授、教员撰写文章。老舍是积极帮助学生办好刊物的教授之一。他不但热心地为刊物写稿，有时还亲自帮助审阅和修改文章。（注：《忆老舍在山大》。）同所有优秀作家一样，他不但勤于写作，而且把许多心血倾注在培育文学青年的劳作里。

第十一章 青山碧海（一九三四——一九三七）

相聚在海滨

青岛是避暑圣地。一九三四年前后，每到夏季，国内不少作家、学者在青岛山东大学相聚。洪深、闻一多、王统照、臧克家、吴伯箫、赵少侯、孟超、赵太侔、丁山、游国恩、杨金甫、王亚平、肖涤非等，或长期在山大任职，或短期到山大勾留，彼此之间，都有过密切的交往。老舍同这些朋友，学问上互相切磋，生活上甘苦与共，结下深厚的友谊。

一九三五年夏，借避暑的机缘，老舍向洪深、臧克家、王亚平等提议办一个短期文艺刊物，得到同意，又约请十二位作家担任撰稿人，这样，七月十四日青岛《民报》印出了刊物的第一期，是为《避暑录话》。（注：见王亚平：《老舍与〈避暑录话〉》（老舍故事之一），《青海湖》1981年第4期。）

《避暑录话》撰稿人为：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老舍、杜宇、李同愈、吴伯箫、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他们这十二个文人，作风不同，情调不同，见解不同，立场不同；其说话的方式，更是不同。”“他们在一点上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爱好文艺的人；他们都能看清，文艺是和政治，法律，宗教等，同样是人类自己创造了以增进人类幸福的工具。他们不能‘自甘菲薄’；他们要和政治家的发施威权一样，发施所谓文艺者的威权。”“此外，他们还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同人们相约，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天，在避暑圣地的青岛，说话必须保持着‘避暑’的态度。”（注：洪深：《避暑录话·发刊词》，1935年7月14日青岛《民报》。）这是洪深在《避暑录话》创刊号上《发刊词》中说的话。这段话委婉含蓄地讲明了这个短期刊物的宗旨。

老舍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小说《丁》，散文《西红柿》、《再谈西红柿》、《避暑》、《檀香扇》、《立秋后》、《等暑》、《完了》，还有《诗三律》。他的这些诗文，同他的其他诗文一样，语言诙谐，风格幽默。《再谈西红柿》就近取譬，从青岛“到处看见西红柿”说到青岛“洋派的中国人也甚多”，再说到“吃洋臭豆腐而鄙视‘山东瓜子’与大蒜的人，大概也会不在少数”。字里行间讽刺了一些人的“奴化”心理，文字从容、俏皮，内容却是严肃的。《檀香扇》也写得好。这个作品从另一个侧面接触到“国民性”问题。“谈到民族老不老的问题，自然也不便刨根问底，最好先点头咂嘴，横打鼻梁：‘我们老得多；你们是孙子！’于是，即使祖父被孙子给揍了，到底是孙子年幼无知；爽性来个宽宏大量，连忤逆也不去告。这叫作‘劲儿’。明白这个劲儿，莫谈国事乃更见通达。”作家并未止于对落后“国民性”的讽刺，而是笔锋又一转，把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强敌面前的阿Q相，在戏谑的文字后面可以感觉到作者的忧愤。其他几篇散文，因为要切中“避暑”这个总题目，内容显得浮泛些。即使如此，因为每篇散文都是作者真实感情的流露，所以仍有一种特别的亲切味道。《避暑》一篇就透露着作者在迎来送往一片忙乱生活中的某种苦涩之情。

《避暑录话》每周一期，开初在《民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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