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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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的思潮逐渐抬头，正常的民主的创作气氛，受到了干扰和破坏，直到六十年代初，党的文艺政策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题材的多样化问题，得到了提倡，这时，蓄藏在老舍心中三十年的创作欲望，才重又萌发，并且愈来愈强烈地冲击着作家的情绪。尤其是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在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相继就文艺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发表了几次重要讲话，对老舍触动很大。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周恩来同志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尖锐地批评了“民主作风不够”的问题，批评了“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错误做法，并且提出，作家完全可以自由选择题材。周总理的讲话，对老舍创作《正红旗下》，直接产生了推动与鼓舞力量。大约在一九六一年底，老舍开始动笔了。他写得非常用心，也许是由于多年写剧本的原因，重新写起小说来，他甚至觉得有点吃力。一九六二年三月，老舍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著名的广州会议）上的发言中谈到：“近来，我正在写小说，受罪不小，要什么字都须想好久。”（注：老舍的这个发言即《戏剧语言》一文。）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他正在写《正红旗下》。

创作是辛苦的，同时也包含着欢乐。小说本身所带有的自叙传性质，以及它的长达几十年的构思和酝酿，都会使作家在创作时，感到畅快。可惜，和痛苦交织在一起的这种畅快之感未持续下去。大约就在动笔的半年多之后，作家停笔了。关于老舍停笔的原因，胡洁青在《写在〈正红旗下〉前面》一文中，有过分析，她是这样讲的：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那位“理论权威”（即康生——引者）对小说《刘志丹》下了毒手，制造了一起涉及面极广的错案，株连了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这股现代文字狱妖风一起，传记小说这个体裁便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谁愿意莫名其妙地因写小说而被戴上“反党”的大帽子呢？

转过年来，张春桥又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这样的口号并难不住老舍，谁都知道，十几年来，他写了大量描写新人新事的作品。然而，这个口号的发明者名曰“大写十三年”，实则扼杀“双百”方针，一串又一串禁令接踵而来，象《正红旗下》这类作品只好不写，束之高阁。

我想，这些文艺政策上的不正常现象，就构成了《正红旗下》既没写完，又没发表的原因。

《正红旗下》停写了，林彪、康生、“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却不曾停止，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疯狂地对大批作家、艺术家进行迫害，一九六六年八月，老舍被他们害死了，冷落在老舍书桌抽屉里的《正红旗下》，再也不可能完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写了十一章、仅仅八万字的《正红旗下》，显然只是作家构思中的鸿篇巨制的一个开头，它永远只能是一个开头了！如果说，十年内乱是时代的大悲剧，那么，《正红旗下》的遭遇，则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然而，悲剧的时代，终于通过人民的力量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一部《正红旗下》，却再也不可能有完整的面貌了。就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损失的惨重性，是难以估量的。

清末社会的一面镜子

尽管《正红旗下》只是一部长篇作品的开头，矛盾冲突还未全面展开，已出场的某些人物的思想性格，可能还会有所发展，然而就现有的十一章而言，已经显示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反映了老舍晚年创作风格的成熟与发展。它的成功，首先表现在，作家在描绘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时，既注意社会背景的广阔性，又注意深刻地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广中求深，深中有广，使小说在反映生活上，具有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力。

小说重点写清朝末年北京中下层旗人的生活。通过对几个不同类型的旗人家庭的描绘，相当广泛地触及了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各种复杂问题。撮其要者，即有：

（一）“八旗”生计问题。八旗是清代满族的“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按着这种制度，旗人只能当兵，保卫皇朝，不准离开本旗，不准出京，不准自谋生计。凡当兵的，都可以吃一份钱粮（俗称“铁杆庄稼”）。老舍在小说中写道：“旗族人口越来越多，而旗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钱粮，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这样，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困难。这种制度曾经扫南荡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到了清朝末年，八旗制度的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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