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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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齐鲁经商的人不断增加，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商人，其中既有从事“坐列贩卖”类小本生意的中小商人，也有史书有所记叙的大商人。比如：《史记·货殖列传》等史籍中记载的经营盐业的大商贾鲁人猗顿；“逐渔盐商贾之利”的齐国人刁间；经营铁业、贩运业而“富至巨万”的曹邴氏等。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放任私营工商业发展，很容易使富商大贾大量分割国家与百姓的财富，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其对农民的疯狂盘剥还将严重损害新兴封建政治的统治基础。此外，经营商业能获得较好收益的诱惑还会使农民弃农经商，从而影响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当时的扩张战争。可以说，战国以前的工商管理政策使齐国逐渐走向富强，而战国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却极大地削弱了齐国的综合国力，使齐国逐渐衰退。这也从侧面说明，商业文化对历史发展的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

战国、秦、汉时期，齐鲁商人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包括预测分析、经营谋略、业务作风等在内的较为完善的经营之道。这些行之有效的经营方法，不仅为“当世”与后世的人们从事商业经营提供了参考与指导，还为我国古代商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成为我国古代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必然会在思想领域有所反映，促使各种经济思想的产生。先秦和秦汉时期，齐鲁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为经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产生了儒家贱利贵义的义利思想、足食足兵的富国思想、轻薄税敛的赋税思想、黜奢崇俭的奢俭思想等。这些都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构建作出了重大贡献，使得古代齐鲁商业文化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对我国经济思想以至古代经济本身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六节齐鲁文化的深远影响

齐鲁文化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地域文化，究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很难用寥寥数语说清楚的问题。但是由于种种机缘巧合，齐鲁文化在中国历史的进展中逐渐成为中坚和主体，给中国文化打上了深深的齐鲁烙印……

一、齐鲁文化与汉代经学

关于汉代经学与齐鲁文化的关系，班固认为：汉代繁盛一时的经学是阴阳五行化的儒学，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确实与阴阳五行学说相融合了，且这种融合后的学说还为后来的儒者所效法。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17）

所谓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其实质是齐、鲁文化一体化的产物。在先秦，齐文化和鲁文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相互独立的文化系统。后来，随着战国时期齐鲁地区政治统一进程的发展，齐、鲁两大文化系统逐渐融为一体，在学术上的主要表现就是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学的融合。

从学术角度来说，战国时期的邹衍是汉代经学的先祖，因为他曾经将“阴阳说”与“五行说”融为一体，并以“阴阳消息”论宇宙的变化原因，以“五德终始”为宇宙的变化模式，目的就在于论证“天象”与“人事”之间的互动关系，建立无所不包的宏大体系。汉代经学的创立者董仲舒就在这个基础上，以阴阳五行说为其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填充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主张，从而完成了汉代经学的理论奠基和改造工作。

所以，汉代经学的发展壮大与齐鲁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没有齐鲁文化，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汉代经学。

二、从经学到理学

汉代经学注重制度名物的训诂考证，宋代经学则注重经书的义理研求，也就是所谓的“经义”，所以宋代的经学还被称为理学。

朱熹塑像

有学者曾经指出：理学的兴起主要是为了重振士人的“道统”，也就是认为自家哲学接续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主要代表人物是程朱陆王（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他们最为重视的儒家经典是《周易》和《四书》。

理学家从建立儒家心性哲学着眼，注重理、心、性、气等心性论范畴的阐释。他们讲“体认天理”、“发明本心”、“致良知”，本意都在指示意义的源头，以便实现一种内在的超越。

对理学的发展与完善，贡献最大的当属南宋时期的朱熹。他对儒学的突出贡献不在于创造，而在于总结和综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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