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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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的战役，在革命党史上说，虽是袁世凯的‘反革命’行为，但在当时的舆论中，和后世的史着里，亦未始不可说是中央政府在实行‘削藩’，以完成全国行政权的统一。这一削藩工作，三千年中华通史中，历朝皆有，其后国共两政权，也从无例外。当时连蔡锷将军在内的诸多革命元勋，对革命党人之武装割据，亦不以为然。但是不论正反两面的评价如何，段祺瑞的军权日盛，却成为二次革命的动乱中少有的受益人。

其后由于段冯二将在民初政坛上，日益坐大，袁世凯所一手缔造的北洋系军事将领，难免对冯段二人各有依违。因此纵在袁世凯的有生之年，他段冯二将已逐渐形成了派系。为对两位肱股有所约束，袁世凯曾有意扶植当时声望甚隆的蔡锷为第三势力，来加以牵制。无奈这时段冯两派已树大根深，蔡锷一时无法插足来另起炉灶。再者袁的整军计划，却也被他自己的帝制运动彻底的破坏了。一但帝制祸起，蔡锷潜逃返滇，组织护国军讨袁，冯段二人将再窝里一反，洪宪皇帝，未及‘登基’，就已被宣布死刑了。

四个坚持，两个凡是，皆为必需

我们在‘袁氏当国’的专篇里，曾提到袁世凯搞帝制时，段祺瑞竟以中华民国开国元勋的身分自许，而加以消极抵制。迨袁氏自知大势已去，取销帝制时，他也认为只有段祺瑞才能收拾残局，段祺瑞乃在袁世凯死前数周，奉命出任国务卿，旋复名为国务总理，就是全中华民国的副统帅了。详见袁氏当国前篇，此处就不再细述了。

本来在袁氏晚年倒行逆施之时，段某对袁的忠荩之忱，可说是已洗刷迨尽。但是袁氏一旦死亡（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六月六日），段祺瑞立刻又变成‘先大总统袁公’第一号的忠臣孝子了。他对袁氏的饰终之典，不用说是侪于帝王，他对袁氏生前的政法遗规，显然也是个大大的‘凡是派’。这可能，第一是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使然，人死病断根，眷恋数十年从属旧谊，亡者为大，过去的宿怨，自然一笔勾销。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二，政治上的必需。试看民国通史里，袁大总统之‘优待先朝’；蒋委员长之崇奉中山；华国锋之搞‘凡是’，邓小平之要‘坚持’，江泽民之‘继承’一二两代。都是政治上之必需，理至明也。搞极权政治要数典忘祖，就是政治自杀了。明乎此，我们就对段祺瑞继续崇袁的政治行为，不会大惊小怪了。真是，袁犹可崇，何况毛乎？

段氏谢绝黄袍，拥黎继承大位

袁死之后，民国政坛以声望与实力排列名次，袁的接班人，理应为段祺瑞。因此在袁断气之后，北洋系的军头与政客，如徐世昌、段芝贵、王揖唐等在京大员，和北洋系的封疆大吏冯国璋、张勋等驻京代表数十人，在中南海国务院，闭户密议，咸以段为当然人选。因此一袭群雄推戴的黄袍，在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的当晚，就要加诸段氏。而为段氏所力拒（不是‘婉拒’）。这故事细节据说是这样的：

袁在弥留之时，未有留下任何遗嘱，只对在一旁送终的段徐诸氏，口述了几个字，一曰：‘他害了我。’此‘他’为谁？无人知晓也。袁又提到‘约法’二字。然袁氏生前的‘约法’，原有两部。一部是为他所废弃的，也是南方反袁派所要维护的‘民元旧约法’；另一部则是袁某立法自制，而颇为美国宪法权威古德纳教授所赞许的‘新约法’。袁氏但提‘约法’二字，亦不知何指也。关于接班人的问题，他们只有拆阅袁氏留在‘金匮石室’中的‘嘉禾金简’了。在金简上，他们发现袁某提了三人之名，顺序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段因反对帝制，为袁所憎恨。故袁在生前，殊不愿提段氏之名。第三名据内侍传闻，原为‘太子’袁克定也。但袁在病重时，明知克定为扶不起的阿斗，乃易以段名。因此在袁氏尸骨未寒的数小时之内，段的国务院内冠盖云集。北洋系文武大员数十人（包括公私代言人），坚持要段氏黄袍加身，作继任大总统。段不但拚力拒绝，并于会前密携黎氏之心腹同乡张国淦，亲赴黎府推戴。且亲向黎氏行三鞠躬国礼，以表示其作为下级底忠荩之忱。黎元洪于此也就接受推戴了。段乃嘱张国淦留在黎府，以便联系（黎张的从属的‘心腹’关系，可以作民国时代，包括国共两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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