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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是研究系，他还不打算脱离研究系。”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一七五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所谓“研究系”，原是梁启超、汤化龙等成立的“宪法研究会”。后来演变为“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系”，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机关报。张东荪作为《时事新报》主编，是“研究系”首领之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学说可以作为“学术”进行“研究”，而他不愿介入政治——参加共产党。这位叶公好龙式的“社会主义者”，告退了。从此，他不再参与新渔阳里的座谈。维经斯基所设想的“三刊同盟”一下子少了一家。张东荪虽然退出，而出席座谈会的人仍不断增加。当年曾出席座谈会的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生袁振英，在一九六四年曾作如下回忆：“一九二○年五月，陈独秀约我同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风、俞秀松、叶天低、李季、周佛海、杨明斋和李达、刘少奇等社会主义者（引者注：袁振英此处所回忆的名单有误，有些人是在五月后才参加座谈会的，如李达、刘少奇等），同俄国代表到戴季陶宅新渔阳里六号，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由张继和柏文蔚出头，由戴季陶起草共产党纲领（原注：这一点是听说的，纲领是交给陈独秀，由陈拿给大家讨论）……”《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一讨论起提纲来，意想不到，一个重要的角色又打起了“退堂鼓”。

此人便是中国共产党纲领最初的起草者、会场寓主、《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

戴季陶为什么要退出呢？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当时从日本回国省亲，路过上海而出席会议的周佛海如此说：“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国人维经斯基在座。维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当天讨论没有结果。东荪是不赞成的，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我和雁冰（引者注：即沈雁冰，笔名茅盾）是赞成的。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上海当时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庐等。戴季陶也是一个。不过他说，孙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党纲》的最初草案，虽然是他起草的，他却没有加入。”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一九四二年版。

邵力子说得很婉转：“戴季陶退出时，说因有不方便处。”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见《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茅盾则说：“戴季陶不干的理由是怕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一七五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李达道出了背后的情形：“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见《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中国共产党还处于“胚胎期”，尚未正式成立起来，便有这么两员“大将”拂袖而去。戴季陶甚至从新渔阳里六号搬走了，离去时声言：“我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戴季陶搬走了，杨明斋租下了新渔阳里六号，搬了进来。于是，这里更成了维经斯基召集各种座谈会的场所。人们并没有因张东荪、戴季陶的离去而动摇，反而更加坚定地得出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戴季陶走了，李汉俊着手起草党章。李达记得，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有七八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这个党，叫什么名字？叫“中国社会党”，还是叫“中国共产党”？又引起一番争论。连陈独秀也定不下来，于是，写信跟李大钊、张申府商量。张申府又名张崧年，北京大学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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