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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朱。伟

我在1995　年9　月接任《三联生活周刊》执行主编，筹备《三联生活周刊》正式以半月刊方式连续出版的时候，设计最后一个栏目为《生活广场·　大家谈》。就栏目而言，是沿袭原来的设计。在我接手《三联生活周刊》之前，钱钢在《三联生活周刊》创办试刊期间，就设计了“生活广场”这个栏目，杨浪在《三联生活周刊》以月刊方式正式创办时，改成为“百姓广场”。“广场”是当时三联书店的领袖董秀玉先生特别喜欢的一个概念，那是一个无拘无束开放交流的文化空间。

虽为“广场”，其实能做到*、演讲交汇之气势并不可能，要想将一种思想有寄附之地，文字在千字之内也不可能。我一开始求助于文学圈最熟悉的朋友，王小波、余华、苏童、史铁生，他们都具备最好的文字表达能力。记得王小波在“生活广场”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叫《个人尊严》，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不在单位里、家里，不代表民族、国家单独存在时，居然只能算是一块肉”。余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叫《简洁有效的金钱关系》，这篇文章后来在朋友圈里，受到了李陀的严厉批评，因为它提出了“金钱的所谓肮脏关系其实是无辜的”观点。

“生活广场”变成“生活圆桌”就源于李陀对余华的批评，从1996　年第4　期起，李陀自告奋勇来帮我主持这个栏目。他认为“广场”太大，于是变成三人“圆桌”的模式，他自己带头，另再找两个谈伴，每期讨论一个问题。第4　期批评商业化，拉黄平与*才为谈伴；第5　期批评快餐化，拉黄平与余华为谈伴。王小波不被李陀喜欢，我就将他发展成《三联生活周刊》第一个专栏作家，从1996　年第6　期开始他的“晚生闲谈”，彼此井水不犯河水。

李陀本也是一时兴致之人，主持两期就懒得自己动笔，但在我逼迫下，负责主持仍坚持到第14　期为止，为期10　期。之所以没法坚持，一是即使1500　字的文字也无法承载李陀要求的容量，李陀自己也总不满足。二是无论学者还是作家，本身又都觉得这种千多字文既难写又价值不大，他们看重重量级的文化批评或小说，看轻这种无足痛痒的小品。于是第15　期“生活圆桌”没有了，替代它的是“意见与争鸣”，变成1500　字左右的文字两篇，上海的陈思和帮忙维系了两期。

“生活圆桌”再重新开栏是1996　年的第20　期，文字变为800　字左右一篇，由我自己来组织，我要求苗炜、舒可文、刘怀昭、刘君梅都来参与写“圆桌”。苗炜写的第一篇是《闷死在网球场上》，评论网球公开赛；舒可文写的第一篇是《角色和“实话实说”》，讨论崔永元刚开张的“实话实说”。可见当时定位还是即时的文化批评。

苗炜的才华从他写第三篇“圆桌”开始显露出来，他的第三篇是《跟大师吃饭》，记与一个气功师吃饭的经过，他提供了“圆桌”一种新的可能，即提供一个相对有趣的感觉生

活视角。到这一年年底，“生活圆桌”的形态已经确立。这一期“圆桌”，苗炜的文章是《穿过你的游戏我的手》，舒可文的文章是《多多不益善》，刘怀昭的文章是《“分居”的生活》。

1997　年，“生活圆桌”栏目正式由苗炜负责，刚开始写手稀缺，他只能自己在一个圆桌上亮相两次，一个叫“布丁”，　是一种甜食；一个叫“杜比”，是降噪系统，大约是希望安静的意思。遗憾的是这一年春天，刘怀昭就去了美国，她留给“生活圆桌”几篇写得非常俏皮的文字，比如有一篇标题为《坐在马桶圈上的“规则女孩”》，还有一篇叫《请不要在此小便》。

刘怀昭离去后，有一位“田七”替补，那是凉血、治疗青春痘的药材，也就是后来加入周刊的邹剑宇。舒可文在“圆桌”上出现时，除“施武”外，又多了一个“舒木禄”的别

名；苗炜也多了一个“赵小帅”的别名，后来又叫“王怜花”。还有“劳乐”参与，那是王佐良的孙女，见啤酒没命的王星。还有“米小满”，那是刘天时。洪晃在1998　年成为昙花一现的作者，她的问题是有太多的好奇心，做什么事情都无法长久。“生活圆桌”第一轮插图作者是王焱，后来王焱去当美术总监了，开始由“山羊胡”谢峰接替，一直孜孜不倦画到今天。

直到2001　年《三联生活周刊》正式变为周刊之后，才有较多周刊外的作者参与“生活圆桌”，但其中写得最多的始终是苗炜，这个栏目成熟之后也就更多他的气味的影响。苗炜

北京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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