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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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运动一开始,黄胄同志就受到“批判”。因为他的作品,家喻户晓,他的“罪名”,也就妇孺皆知。家里人把画摘下来了。一天,我出去参加学习,机关的造反人员来抄家,一见黄胄的毛驴不在墙上了,就大怒,到处搜索。搜到一张画,展开不到半截,就摔在地下,喊:“黑画有了!”其实,那不是毛驴,而是骆驼,真是驴唇不对马嘴。就这样把吴作人同志画的三头骆驼牵走了,三匹小毛驴仍留在家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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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参加“学习”,大约在1966年夏秋之交。当时,形势日益紧迫,他和报社中层以上的干部,被集中到一处大院。这处大院旧名“张园”,系清末张之洞部下张彪营建,在现代史上颇有些名气:溥仪出宫后,曾有一段时间移居此处,1931年又从这里潜往东北,去当伪满“执政”(后称“皇帝”)。1924年,孙中山应邀北上,和北洋军阀谈判,也在这里住过。大楼富丽堂皇,有一间“皇帝”的卧室,全用团龙黄缎裱过,倒确实提醒着人们注意那现代史上的复辟事件。
这里现在就是战场——大批判的战场。被批判、被斗争的,正是从前在真的战场上和国内外敌人进行过斗争的人们。孙犁不愿意回忆“文革”中那些丑恶的事件,那时是,“风沙摧毁了花树,粪便污染了河流,鹰枭吞噬了飞鸟”②。但是,有一些镜头还是在他笔下出现了:“有一次批斗大会,被斗者站立一排,都低头弯腰,我因为有病,被允许低头坐在地上。不知谁出的主意,把摄影记者叫了来,要给我们摄影留念。立着的还好办,到我面前,我想要坏。还好,摄影记者把机子放在地上,镜头朝上,一次完成任务。第二天见报,当然是造反小报,我的形象还很清楚。”③这是痛定思痛,不免以幽默出之,当时的实际情况更要糟。上面这个镜头,在他的《芸斋小说》里是这样展开的:不久,我被揪到机关学习,一进大门,就看到他正在张贴一幅从房顶一直拖到地下的,斗大墨笔字大标语,上面写着:“老爷太太们,少爷少奶奶们,把你们手里的金银财宝,首饰金条,都献出来吧!”
那时我还不知道造反头头一说,但就在这天晚上,要开批斗大会。他是这个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先把我们关在三楼一间会议室里,这叫“候审”。我们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等候不可知的命运。
我因为应付今天晚上的灾难,穿着一身破烂不堪的棉衣。
他推门进来了。我抬头一望,简直认不出来了。
他头戴水獭皮帽,身穿呢面貂成大衣,都是崭新的;他像舞台上出将一样的站在门口,一手握着门把,威风凛凛地盯了我一眼,露出了一丝微笑。我自觉现在是不能和这些新贵对视的,赶紧低下头。他仍在望着我,我想他是在打量我这一身狼狈不堪的服装吧。
“出来!”他对着我喊,“你站排头!”
我们鱼贯地走出来,在楼道里排队,我是排头,这是内定了的。别的“牛鬼蛇神”,还在你推我让,表示谦虚,不争名次,结果又被大喝一声,才站好了。
然后是一个“牛鬼蛇神”,配备上两个红卫兵,把胳膊挟持住,就像舞台上行刑一样,推搡着跑步进入了会场。然后是百般凌辱。
我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当天夜里,触电自杀,未遂。①
这个造反派头头,为什么如此对孙犁“垂青”?其中还有一段原委。
一般认为,孙犁谨言慎行,性格平和。但这只是一种现象,一个方面。他其实很直,感情也容易激动,临事常常不计后果。他明白自己这个“弱点”,常常提醒自己注意,结果还是一再事后懊悔。为此,他在“文革”后期,曾为自己写下类似座右铭的句子。
戒行之方为寡言,戒言之方为少虑。
祸事之发展,应及时堵塞之,且堵且开,必成大患,当深思之,当深戒之。②这样看来,他是谨言慎行了;但这谨言慎行的自我约束性措施,恰是不那么谨言慎行的结果。
且说在“文革”之前,他就遇上这么一件事:在一个严寒的晚上,他忽然想洗个澡,因为有病,不愿到街上去洗,就到本机关的大楼里来了。路过传达室的时候,有个穿一身灰布旧棉衣的中年人在值班。他悠闲地抽着旱烟,上下打量着孙犁。孙犁这天穿一件从来不大穿的皮大衣,还戴一顶皮帽——这些,都是有了些稿费才添制的,他原来也穿过那一身灰布棉衣,都是进城时统一发的。现在,他注意到中年人在看他,便问:“同志,今天有热水吗?”
“没有。”中年人回答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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