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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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坐了黄包车，这是自去年12月12日以来，我第四次看见黄包车。我还听说有100辆这样的车子已经注册，并被允许上街。宁海路、汉口路和上海路上曾一度迅速涌现出的店铺已被清除。据说，这些店铺现在集中在安全区南面的街道上。顺便说一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已不复存在，而是变成了南京国际难民救济委员会。

下午4时。我参加了在宁海路5号为拉贝先生举行的告别招待会。我只参加了招待会的前半段，玛丽和程夫人后半段才出席，遗憾的是，聊天是从后半段时间进行的。人们向拉贝表示了真诚的感谢，他无私地帮助了南京的难民。贝茨代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向拉贝致谢。一份由全体委员签名的声明交给了拉贝、德国大使馆以及西门子公司。他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商人，是在无意之中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朋友的那种人。

晚上8时。我在平仓巷3号参加了为拉贝先生举行的另一个招待会，大使馆的成员也出席了招待会，包括日本大使馆的福井、田中和安井。人们发表了演说，拉贝也致了辞，他的讲话得体、谦虚和真诚，并表达了为了南京的难民而进一步合作的愿望（罗森博士在忍了又忍的情况下，才对日本人表现出了最低限度的礼貌，今晚，他为了不见日本人而情愿呆在壁橱里）。

2月22日，星期二今天是华盛顿的生日，但美国大使馆没有举行招待会。

整个上午，以及下午的几个小时，我都用来为在上海的教师找书，并把一些书包好，送到大使馆，英国皇家海军的“蟋蟀号”军舰明天早上动身去上海。大使馆似乎不辞辛劳、毫无抱怨地为我们传递一包包的书、食物和信件。实际上，每当难民听说有船要去上海的时候，他们也有一大捆信要捎去。我们不知道还要多久中国人才能去上海——许多人迫切想离开南京。我听说，仅有两人离开，而且代价很高，据我所知，一个富有的人支付了1500美元才成行。

我参加了在罗森博士家为拉贝举行的午餐会，又一次感受到了正常的生活，真是太好了！罗森博士虽然对日本军队及官方的行为直言不讳地表示不满，但他却公开购买日本的货物。然而，不购买日本货，是我和为数不多的人的一种抗议日本行为的方式，我还会继续这样做。

…

魏特琳日记1938年（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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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城里已开了几家日本商店，但是，只对日本人而不对中国人开放。

2月23日，星期三今天上午，拉贝先生离开了南京，并带走了一名中国佣人。据我所知，这个佣人是第三名被允许离开南京的中国人。

今天下午，一位母亲领着3个女孩子来了，请求我们收留她们。一名是她的女儿，去年12月初曾到农村去避难，另外两名女孩子来自农村。她们说，农村情况非常糟糕，女人不得不躲进地洞里。日本兵常常以脚踏地，看看下面是否有地洞，企图找到她们的藏身之处。她们说，自去年12月12日以来，她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地洞里度过的。

下午5时～6时。F·陈和我到我们学校周围转了转，我们行走的路线是从汉口路、虎踞关到广州路，路上遇见了一些晚上回安全区过夜的老人，他们说，白天抢劫仍在继续。

由于我们担心会遇到相同的情况，我把陈先生的钱放在我的口袋里。在虎踞关，我看见仅有4人留在那里过夜，大多数房屋仍然上着门板，这看起来确实荒凉和凄惨。我们没有看见一个年轻人，所有正常的生活都陷入停顿。

上午9时。两名年轻姑娘沿着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之间的路跑到我们校园来，说日本士兵闯入她们家，她们逃了出来。碰巧斯迈思在我们学校，因此，我俩开着他的汽车到那所房子里去。当我们到达时，日本士兵已经离开了，在他们走之前，其中一个士兵抢走了一个穷人的7美元。

飞机继续从我们的头顶往西北方向飞去。

我们校园里的植树和清扫工作仍在继续着。我们在山后挖了一条巨大的壕沟，还将在图书馆北面的山上再挖一条。

程夫人、F·陈和我在估计难民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造成的损失，这一估计还不包括房屋的损失，我肯定仅房屋的损失就超过了2？000美元。我们的学校在许多方面还算是幸运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仅收容妇女和儿童，还因为我们的难民无需在自己的房间里做饭。

2月24日，星期四天气仍然晴朗。我们的难民每天早上都在忙着洗头、洗衣裳，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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