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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里根和温伯格所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结束了美国人民同他们的保卫者之间长期存在的疏远状态。这段时间内，裂缝愈合了：美国再度伸出双臂，拥抱它的武装部队。

3月16日，我离开了五角大楼，开始做走上新岗位的准备。我走过温伯格办公室外面的岗哨（我始终未能将他们撤掉）时，向警卫行了军礼。我交回了我的身份的真正标志：滨河大门口停车场的停车牌。对于为我的祖国效力，我除了感到自豪之外，从来没有别的想法。今天，我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大了。这也许是我的想象，但我确实觉得，在里根—温伯格时代，每一个军人也都变得比以前高大了。

第13章　“弗兰克，你要毁掉我的前程”

对于担任第五军军长这件事，我是自信中又有一丝忧虑。从我在坎贝尔堡指挥一○一空降师第二旅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10年了。我以前在野战军中担任过的职务是杰克·赫达切克麾下的一名副师长，在那个职位上没有成为乔治·巴顿那样的人物。而且，直至现在我仍然对越过师长这一级直接升任军长感到不安。我决心证明自己是个能干的带兵将领，而不是五角大楼繁殖的政治将军。

我原希望4月份就去接任，但是我要替换的那位军官——罗伯特·L·“萨姆”·韦策尔中将并不急于缩短他自己的任期，因为他卸任后就得退休了。因此，我就利用1986年6月去德国报到以前的这几个月赶快复习一些军事课程。阿尔玛和我还用3个星期的时间突击学习德语，每天学8个小时，每周学习5天。我比她有一丁点儿优势，那就是在纽约市立学院学德语时得过一个“C”和一个“D”，而且在上次驻德期间学过一些词汇，主要是啤酒和牛排之类的日常用语。德语中的不规则动词使阿尔玛很伤脑筋，所以我实际上得用枪口顶在她脑门上才能逼她学下去。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由于这段时间德国的恐怖主义猖獗，我们两个都得上一个称作“防身驾驶术”的课程，上课的地点在西弗吉尼亚的一个赛车道上。他们让我们围着车道高速行驶，在85英里的时速下急转弯，练习如何躲避恐怖分子，还教我们如何以极高的速度转圈，朝相反的方向驶去，就像一个逃避追捕的黑手党司机。最后一课是猛撞一辆挡路的汽车。你要撞得恰到好处，既要把它撞到路边去，又不能把自己的车撞坏或者把自己撞死。这门课阿尔玛未能毕业，不过她也不怎么在乎。

我一个人先去西德，不久，阿尔玛、琳达、安妮玛丽以及我们的猫麦克斯也去了。她们在莱茵—美茵机场受到迈克尔·鲍威尔少尉的迎接。在后备军官训练团时，迈克像我当年一样受过跳伞和空中突击训练，可是他后来当了坦克兵而不是步兵。他现在在驻安贝格的第七军第二装甲机动团服役，任侦察排长。

1986年7月2日是交接指挥权的日子。第五军官兵集合在司令部的阅兵场上，检阅台上站着美国和德国的军政官员。韦策尔和他的妻子艾琳都来了，我们彼此寒暄了几句。韦策尔和我检阅部队，我接过第五军的军旗，至此指挥权就算正式交接完毕。君王永垂不朽！君王万寿无疆！

从某种意义上讲，自我上次驻在西德至今这四分之一世纪中，形势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我于1958年12月首次到盖尔恩豪森时是个21岁的少尉，艾森豪威尔是美国总统，尼基塔·赫鲁晓夫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当时在东西德之间的边界地区，面对美军5个师和我们盟国的军队，驻扎着20个师的苏联和共产党集团的军队。在此前两年，苏联镇压了匈牙利的自由战士。在我离开德国的一年之后，他们筑起了柏林墙，后来又扼杀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争取自由运动。那时东西方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当我于1986年接过第五军指挥权的时候，在一条布满杀伤性更大的武器的边界上仍有美国的4个师和苏联的19个师相对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已经用先进的M…1坦克取代了老式的M…60A3式坦克；用新型的布雷德利战斗车取代了过时的M…113装甲运兵车，并且用命中精度更高、破坏性更大的战术核武器代替了老型号。

然而实际上变化还是很大的。过去两年中，统治苏联的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是一位新型的苏联人，当时54岁，精力充沛、富有朝气，主张实行公开性和改革。不会轻易上当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曾经说过，戈尔巴乔夫是我们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前一年的11月，里根总统在日内瓦同苏联人举行了第一次首脑会晤。里根坚持要继续实施战略防御计划，这使戈尔巴乔夫很恼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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