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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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沈阳，紧接着又乘雪夜亲赴毗邻后金的抚顺城。

经过巡视之后，熊廷弼基本掌握了辽东的布防情况，此时的沈阳虽有兵卒万名，但“堪战者不过一二千人”。而一向号称兵强马壮的军事重镇辽阳，只有残兵二三万，“皆无甲无马无器械，既不能战，而守城又无火器，将领中军千把总等官，俱贼杀尽，各兵无人统领，辽至今日，可谓无兵”。

九月初，熊廷弼特上长疏，极言“辽左大势久去，战守已无可支”，“备陈兵马军民器械将领不堪战守之状”。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以守为稳着”，“守正所以为战”的根本战略方针，奏请集兵十八万、马九万匹，分驻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没有军事行动的时候就地操练，如果有小规模的行动则各自为战，假如强敌来犯，则诸关口守军互相应援。紧接着又在重镇辽阳设兵二万，以策应周围的要塞军队。熊廷弼的这种做法正是发挥己之所长克敌之短。

在熊廷弼看来，明朝部队虽然在萨尔浒一败涂地，但却并不意味着自此便再无还手之力，努尔哈赤和他的后金军队虽然善于骑射，士气高昂，在战斗中猛冲猛打“铁骑冲突，如风如火”。但由于他们缺乏火器，不会使用枪炮，所以虽然长于野战，却短于攻坚。因此明朝军队虽然战败，但只要战略得当，凭借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坚固的城地，据险扼守，便可稳定战局，再伺机进攻。因此，在熊廷弼的战略谋划中，防守是最为重要的策略，当然这种防守并非消极怠工，而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恢复边境军队的战斗力和自信心，为其后的决战建立基础。为了尽快让军队进入良好的状态，熊廷弼还大力整顿军纪，斩杀了逃将刘遇节、王文鼎、王捷，以祭奠战死的官兵，又诛杀了贪官陈伦，弹劾掉庸懦怕死的辽东总兵李如桢，招抚流民，缮守器具，分置士马，“由是人心复固”。

军事上确定了防守策略的同时，熊廷弼也加紧征兵调将、齐备粮草，做好战争准备。面对恶劣的边境形式，他屡上奏疏，增造大炮数千、枪炮数万，又赶制双轮战车五千辆，每辆安装灭虏炮二门。紧接着又大修城池，在城外又挖了三道沟壕，每道宽三丈深二丈，辽阳“城高厚壮，屹然雄峙”。修固辽阳的同时，熊廷弼将沈阳也修缮加固，不光“城颇坚”，城外又掘了一人高的陷阱十道，井底密插尖木桩，陷阱之后挖有四道大壕沟，插满尖木桩，又树立用一二十人抬的大木头修筑的栅栏，沿内濠排列楯车，每车安置大炮二门小炮四门，两车中间又放置大炮五门。一时间辽阳、沈阳、奉集堡、虎皮驿四城固若金汤。其他要塞，也都改善了防守质量。

在熊廷弼的亲力亲为下，辽东“数月守备大固”，边境局势得以迅速地稳定了下来，并且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然而在大名帝国的官场之中，凡是有才干的官员基本都会遭到同僚的挤兑，尤其是熊廷弼这种做事雷厉风行的人，更是没有好果子吃。由于办事严格，求成心切，性格刚直，熊廷弼在官场上遭到了反对派的大举围剿。御史顾三元劾熊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不罢其任，“辽必不保”。御史张修德更是变本加厉，上疏弹劾熊破坏辽阳防务。在这种情况之下，由于内阁之中又没人替他说话，于是泰昌元年九月，短命皇帝朱常洛一道圣旨革了熊廷弼的官职，听候勘问，改以辽东巡抚袁应泰继任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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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节：奈何江山唱晚（55）

熊廷弼下台之后，努尔哈赤心中大喜，立刻调集兵马，天启元年三月十二日亲率五万大军进攻沈阳。此时沈阳有守军二万余、四周要塞则驻扎着四万多增援部队，加起来比金兵人数还多出一万，只要调配得当，沈阳城完全可以凭借坚城利炮死守，根本不会轻易失陷。

面对守军的强大力量，努尔哈赤又一次表现了较为高超的指挥艺术，并没有采取一味集团猛攻的策略，反而运用了先夺城池，后灭援兵的攻城打援方针，先于十三日派小股部队诱敌出城，接着又利用诈降的部队打开沈阳城门，尽歼守兵。紧接着后金部队又先后分击明军的两路援兵，一日之内，努尔哈赤败敌六万，攻下要镇沈阳，转而挥师南下，进攻军事要塞辽阳。

和沈阳一样，在熊廷弼的领导下，辽阳的防守可谓固若金汤。并且还有上万门大炮，其中七门为重炮，一发便可毙敌兵数百人。面对这种情况，后金部队抵达辽阳之后，带兵将领均感攻坚不易，纷纷劝努尔哈赤退回赫图阿拉。然而时势造英雄，手下的将领虽然信心不足，但努尔哈赤本人却志在必得，立即宣布，“一步退时，我已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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