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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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是为了不再去流浪。

他们只是为了不再去乞讨。

他们只是为了不再被饿死。

那一年，二十四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卢新华，以一篇七千字痛述“*”的《伤痕》小说，一夜之间，可以轰动全国。这在今天看来也无法想象。

那一年，男女在一起跳舞，还被认为是流氓；那一年走进电影院，除能够看到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飞机大炮、哭哭笑笑”的故事片，中国的电影基本还是新闻简报。

那一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还仍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五十五万多个右派分子，四百四十多万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还没“摘帽”；七十多万个工商业者也都没被恢复劳动者身份。

秘密会议（8）

那一年，因为物品的稀缺，买粮还要粮票，扯布还要布票；买一块手表、一辆自行车都还要购买券；甚至一盒火柴提价一分钱，都需要党中央、国务院研究决定；亿万中国人还都穿着中山装，衣兜上插支水笔便代表有文化。

既然带了这个头，严宏昌觉得就该做出个好样子。所以，分田时，好田好塘已经被*、严俊昌父子挑走了，那就干脆让大家继续挑。最后大家挑完了，严宏昌才发现，严学昌也一直没有动；他知道，这是严学昌在用实际行动支持自己的工作，他很感动。

这时余下的田块，不是离村庄最边远的，也是“大跃进”年代就没有人再种，一直放到今天的荒地。

严宏昌妻子段永霞告诉我们，分田时，她家分到的都是没人要的。那些田离村子足有两里远，还都连不到一块：一处是在村子最南头，已挨着石马村；一处又是在村子的最北头，紧邻韩赵村。下地，收工，每天来回都要跑上很多冤枉路。赶上三秋四夏，这边要种，那边要收，不用说农活，光是两头跑也能把人累死！特别是被大家挑剩下的那口塘，六十、一九六一年饿死人时，当时村里的死人太多，没场子埋，也没人埋，就都扔进了那口大塘里，那塘是一口远近都知道的“死人塘”。严宏昌要忙队里的事，田里的活就全丢给了她，有时天不亮下了地，周围黑里吧叽地就她一个女人，忙在“死人塘”边上，心里常常发毛，忍不住要骂上严宏昌一回：“就你风格高，带头干的好事！几辈人都跟着你受罪！”

小岗人说：亏得严宏昌和严学昌肯吃亏，小岗村的田最后才分得成。

田分到各家各户了，严宏昌也陡然感到身上的压力变大了。是啊，序幕拉开了，戏就得唱起来。只能唱好了，不能唱砸，否则，是收不了场的。

严宏昌从凤阳县城的工地回小岗前，他原只是把承包的工程委托给别人临时代管，现在看来一心两用是不行了，必须与承接的工程彻底脱钩。于是，他抽空到工地上把班交了。

回来路过临淮关，偶见一个老头在路边卖花生。放在过去，他对街头巷尾的这些场景一般是熟视无睹的。但是，现在心里边装着事，看到什么不由自主地就要与小岗的事儿联想在一起。此刻，看到花生，便立刻引起他一连串的遐想。他首先想到花生是个“薄地挣子”，乡间的这句话就是说，再薄的地也是能种好花生的。种花生不需要什么肥料，这东西一点不娇贵，不要像伺弄其他庄稼一样地跟着忙；旱地也会有好收成。

想到这些，他便凑了过去。

卖花生的老头怕严宏昌误会了，忙解释：“我这不是熟花生。”

严宏昌说：“我买的就是这生花生。”

一问，一块零五分钱一斤，不贵。严宏昌说：“给我称两斤。”

严宏昌想的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啊！眼看着就要春耕春种了，因为太穷，种个什么，很多小岗人到现在心里也没有谱，种花生说不定是个好主意。

回到家，严宏昌马上忙开了。他把买来的两斤花生用盘秤分成两堆，一堆一斤，然后一个个剥了壳，取出“米”。接着就拿出了大姑娘绣花的功夫，将花生米一粒一粒地数上一遍。他发现，其中的一斤是八百○六粒，另一斤是八百二十一粒，也就是说，一斤花生大约是八百到八百二十粒花生米。

得出这个数字，他兴奋起来。

因为一笔账摆在了面前：如果一亩地需要五斤花生米，不过只是五块两角五分钱的成本。五斤，便是四千到四千一百棵花生苗啊，就算出苗率只有百分之九十，哪怕将损失再算到百分之五十呢，最后还会成活两千棵苗；一棵结花生十多个，没有一两总也有五钱，这样看一亩花生收上一百多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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