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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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直接地把握住了文学的本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各种文体的特点的探究，对文学的基本性质的认识，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推进文学创作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作用。道理是很简单的：如果文学与非文学的界划都很含糊，又哪里谈得上文学本身的繁荣呢？

第二，文学集团的活跃。既然文学受到普遍的重视，成为上层人士必备的素养，那么文学自然要进入他们的社交生活，成为相互交往、沟通感情的媒介，并常常被当作一种高雅的娱乐。这样，就在某一群文人之间，并且常以某个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为中心，形成一定的文学集团。建安时代，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结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集团。此后，文学集团的活动越来越多，难以尽数。举其要而言之，魏末有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西晋时有围绕权臣贾谧的包括陆机、左思等在内的“二十四友”，东晋前期，在会稽一带有以王羲之、谢安为中心的文学交游，宋代临川王刘义庆门下招纳了鲍照等众多文士，齐竟陵王萧子良周围有著名的“竟陵八友”，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各自组成了自己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学集团……。北朝文学虽不如南方之盛，但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种文学集团中人物身份虽有高下，但仅以文学活动而言，原则上是平等的，不同于过去帝王、诸侯蓄养文士、“倡优视之”的情况，因而是真正的文学集团。

这些文学集团的活动，对当时文学的发展演变，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首先，它和文学创作的兴盛互为因果。因为有文学的兴盛才导致文学集团的活跃；而文学集团的活跃，又进一步刺激了文学的兴盛。

其次，在集团性的文学活动中，通过相互影响、相互切磋研讨，容易出现一些新的文学现象。而新的现象出现以后，因为有一群作家共同倡导和推进，容易影响整个文坛，造成文学风气的改变。相反，个别作家的创新，要一下子造成大的影响和改变，无疑困难得多。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重大演革，几乎都与文学集团的活动有关。

再有，在同一个文学集团中，比较容易形成相同或相近的文学思想，进而使这种文学思想趋于明确、完整，并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如《文心雕龙》和《文选》这两部书，性质虽不同，但对文学的看法、所重视的作家，却很相似，这与刘勰曾参与萧统的文学集团并受到重视，恐怕有相当关系。反过来说，不同的文学集团之间，又往往追求不同的文学风格，标榜不同的文学观念，这就容易造成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刺激文学理论的发展。萧统和萧纲的两个文学集团，就有明显的差别。前者从《文选序》的论述和此书选录作品的倾向来看，显然比较重视文人化的华美典雅的风格；而后者，从萧纲的文论以及《玉台新咏》的选录标准来看，则比较重视浅俗、艳丽而流荡的风格。

文学集团化的现象，也带来一些明显的弊病。因为在集团性的文学活动中，相当一部分作品之写出，不是缘于作者的内心冲动，而是出于社交和娱乐的需要。在宴饮游乐的场合，往往只能选一些与轻松愉悦的气氛相适应而且人人都能表现的题材。因此，从建安时期起，记述宴游及咏物之类的作品就越来越多了。这种作品有的比较成功，但也有很多只是在辞采和构思上逞强竞巧，缺乏文学所必需的感染力。

第三，追求美的创造。当文学不再被看作是政教的工具，而注重表现作者个人心灵的感受与向往以后，美的创造就成了它的首要任务。这个问题可以和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一种普遍风气——追求“新变”的风气联系起来看。在魏晋南北朝的文论中，普遍把“新变”作为文学理应追求的目标、衡量作品优劣的准绳。刘勰《文心雕龙·通变》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也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后代史书及文学批评谈到魏晋南北朝作家，也常常使用“新变”这个评语。追求“新变”，就是不愿一味沿袭旧的形式、题材、风格，而力求创造具有新鲜特点和个性特征的美。

在题材方面，当时作家有许多重要的开拓。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谢朓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这些都是表现自然美的。喜爱描绘自然风物，并把它与作者的主观情绪结合起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对后代文学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梁代以萧纲的文学集团为中心，开始出现了“宫体诗”，主要是表现女性的美。这种诗在后世受到严厉的批评，但就其主导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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