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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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刘瑞旗大喜过望，于是花了200元的注册费，将恒源祥这个名牌注册下来了。现在经评估师的精确评估：恒源祥这3个字的品牌今天的价值至少是８个亿人民币！俗话说，一字千金，这当年仅仅花了200元人民币注册下来的3个字，现在是万金也难换了！

1989年初刘瑞旗又一次找到邢冬生，这一次他是要给恒源祥今后生产的绒线注册一个商标，名字也想好了，就叫小囡牌（小囡：吴方言，意思是乖孩子）。注册费花了800元。当时刘瑞旗还专门找了一个设计师设计小囡牌商标的图案。据外界普遍流传的故事版本，说现在小囡牌的注册商标中的那个男孩，是按照童年时代刘瑞旗的照片拷贝设计的，《新民晚报》、《文汇报》等都刊登过这个故事，刘瑞旗在讲演中也说过同样的话。尽管刘瑞旗长着一张非常中国化的脸，孩提时代的照片浓眉大眼、十分秀气，但这些都是刘瑞旗宣传恒源祥品牌的一个策略。现在，“小囡”作为恒源祥的一个副商标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对于一个并没有自己的工厂，只是销售别人的绒线和羊毛衫的商店来说，这两个举动令人费解。刘瑞旗为什么要通过法律来向世人昭示：这两块牌子是他的？他拿了这两块牌子想干点什么？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几年以后人们很快就明白了刘瑞旗的高瞻远瞩与良苦用心！

1989年对于亿万中国人来讲是终生难忘的一年，对于刘瑞旗来讲，更是经历了人生中的一次搏杀与考验。1989年初，国际市场上羊毛价格大涨，作为国家计划经济重点调控的绒线，1989年2月物价局发出指令：全毛绒线涨价百分之五十。这时候，绒线按人按户供应的票证早已取消，但涨价百分之五十以后，花色好的尚能销售，花色差一点的已经开始滞销。到了1989年10月，绒线的销售旺期到来，物价局再次发出指令：全毛绒线在2月份已经涨价百分之五十的基础上，再次涨价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讲10月份与2月份的价格相比，涨了一倍还不止。比如混纺毛线从原来的元1斤涨到了30元；编号为“272”的全毛绒线从元1斤涨到了45元！这一下花色好的毛线也难销动，而那些黑的，灰的，大红，大绿等颜色的毛线全部搁煞在柜台上或仓库里，营业额从平常每天销售绒线1200来斤，一下子跌到平均每天销售200斤都不到，有时一天下来一斤也卖不掉！

刘瑞旗心急如焚，这时候他急的不是没有绒线，而是绒线积压在仓库里实在是太多了，至少搁煞了他两三百万元的资金！而当时恒源祥一年的营业额也只有1000万！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就是走向市场，按市场经济的杠杆来调控价格，该涨价的时候涨，该降价的时候降，而现在首当其冲的是，应该将这些积压在仓库里滞销绒线的价格大大地降下来！

但是要想把绒线的价钱降下来，谈何容易！

在计划经济的时代里，价格是核心。每一样商品进价多少钱，卖多少钱都是由物价部门严格核定的，许多大人物说了都不算数，更不要讲像刘瑞旗这么一个小小的恒源祥绒线商店的经理了！但刘瑞旗决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人，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心要碰一碰商品价格这个计划经济模式中的要害和核心。他打了报告，要求降价，他仔细算了一下，按照国际市场上的羊毛价格，高粗的全毛绒线从51元多降到36元，混纺绒线从30余元降到元。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和设想，按这样的价格销售，恒源祥积压在仓库里的两三百万元绒线均跌进了成本，至少要亏损10多万元。如果加上经销成本，还要亏损10多万元，两项相加，超过20多万元。但刘瑞旗胸有成竹，他义无反顾，一心一意要做成这一桩亏本的买卖。

破茧　1（4）

报告打了上去，区百货公司以及其它单位都没人敢批，有人还冷嘲热讽，讲刘瑞旗是痴人说梦！于是报告又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刘瑞旗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亲自出马，直接将报告送到了上海市物价局。几天过去了，报告如石沉大海，一点信息也没有。刘瑞旗于是又将电话打到了物价局。电话是一位姓马的处长接的，历史应该好好地为这位马处长记上一笔。刘瑞旗问：我们恒源祥打上来的报告您收到了吗？马处长回答说收到了。刘瑞旗又问：那为什么还不批下来？马处长笑了：批下来？你是要批同意还是要批不同意？事情不象你想得这么简单——刘瑞旗连忙插上话去：自然是批同意喽！我们恒源祥是靠卖毛线吃饭的，毛线积压在仓库里卖不出去，我们拿什么来吃饭——马处长讲：这我晓得。他在电话里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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