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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那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优势呢？

Josh　Lerner教授：那些基础私有经济部门的模型是非常好的。他们的确是和企业合作，给企业提供帮助。这不仅仅在美国、欧洲有价值，在其他经济正在发展的国家，比如中国也适用。有很多公司有着很好的理念和很有才华的企业家，但是没有他们需要的工具来实现他们的远见。私募基金具体做法的就是，帮助公司改善和完成理念，并让他们的经济增长上一个台阶。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在这个方面，中国比美国的机会更多。在美国，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处理。而在中国，尽管也有问题存在，我想企业能够更快地利用经济增长中的机会。

记者：最近，人们一直在谈论金融管制，好像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加强金融管制，加强行业的支配管理。我觉得，从业内人士的角度，他们并不赞成这些管制。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Josh　Lerner教授：当然，我是说，比如你参照美国的经验，我们过去对于PE并没有这样的监管。这几乎是一个意外，因为当1940年制订法律的时候，PE太不起眼了，大家都把它忽略了。然而，随着市场发展，他们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以至于现在，大家都说，“我的天，我们应该对它有所管制”。很明显，业界并不喜欢这种管制。但我认为，现在很多业界的资深人士已经意识到这正在发生，他们不是一味抵制说“我们不需要管制”，而是应与制订规则的人们一同讨论，弄清楚PE到底是在干什么，并制定合理的规则来解决问题，但又不能太过头，让政府过多的干预进来，而影响大家工作。

记者：那您认为这些管制会起到作用么？

Josh　Lerner教授：有些措施还是会有帮助的，比如其中之一就是信息披露。因为现在人们很难搞清楚，市场中，私募股权投资团体到底在干什么。而且随着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扩大，我们甚至不知道这样一个很大的经济群体到底在做什么。所以我认为，应该鼓励这些私有团体更多地披露信息，比如他们筹集了多少资金，他们投资了多少，投资到什么地方去了。但也有其他的管制条例让我比较担心，比如，当政府官员在讨论，我们将要做决定，有多少借贷是正确的级别，哪些是不对的。但从历史来看，政府自身对于投资好像并不在行，所以最好还是让私有投资者们自己决定比较好。

记者：从我们的对话里，我感觉您还是不赞成政府监管太多。 Josh　Lerner教授：我认为，这总是需要有一个平衡。我们需要比现有更多的管制，但是纵观世界历史，有趣的是在很多的例子中，各国的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最后反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或者使经济恶化。

记者：在中国，PE仍然还处于萌芽阶段，那么您认为在这次危机后，中国会变得对PE更有吸引力么，或者是和西方一样，因为中国也存在自己的问题。

Josh　Lerner教授：当然，我们必须了解，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我想，我们知道这次危机影响到了世界上的每个角落。可能几个月前，都没有人想到危机会到来，在中国也可能会有矛盾。现在，世界各地的私募基金都受到了影响，这让人沮丧。不过，我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增长的机会和私募股权投资创造价值的能力的结合会起作用。因为这一行在中国还很年轻，他们不会像美国和欧洲一样犯很大的错误。这意味着PE在中国会比在世界其他地区有更多发展空间，在很多方面，从长远来看，中国的PE行业已经处在了一个非常有利于增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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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第五章　执笔者的巨变（7）

记者：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国也在着手于它产业结构升级，开发新的产业，那么哪些产业最能吸引外国、西方PE投资呢？

Josh　Lerner教授：我觉得这是个好问题，我不认为这有一个绝对的、单一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私募基金，PE投资者非常关注于转型投资，在全球投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美国。但我认为，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到底是清洁技术、网络，还是生物技术，并不重要，只要他们能够产生一些根本的变化。所以，如果我们能看到在中国的投资不仅局限于发展成熟的大公司，也能越来越多涉及到一些年轻的公司，我会感到很惊喜。

记者：中国的宏观经济，关于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是否需要再扩大，延伸？

Josh　Lerner教授：呵呵，你知道的，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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