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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素质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行政管理者与一名出色的外交家，事实上，他或许是那一代最具现代意识的革命者。当同志们都说，主席“土”，而总理“洋”时，绝不仅意味着他们的穿着与举止，它同样暗示着他们的意识。在这种角度上，周恩来或许与孙中山更为匹配。他们都气质不凡，见多识广，但他们又未让自己陷入过多的臆想之中。他们缺乏理论与极致的幻想能力，经验主义却使他们更容易实践他们在西方看到的好东西。

毛泽东与周恩来（4）

身兼总理与外交部长的51岁的周恩来是新中国名义上的首席执行官，但其作为更像是首席运营官。一位威严的董事长通过一个庞大的董事会，有着绝对权威来做判断，而周只能做更多的权衡与协调工作，只有在其他人最陌生的外交领域，他才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1955年的万隆会议真正让周恩来感到了某种他从少年时就追求的尊严。在一年前的日内瓦会议上，尽管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称他是和丘吉尔一样“伟大的外交家”，但美国代表杜勒斯对他伸出的手的拒绝仍令他心酸不已，它肯定刺激了这位伟大人物敏感的内心世界，他或许还会想起他在1945年试图拜会罗斯福的挫折，或许还有中国一直以来遭受的屈辱感。多年之后，斯诺仍说杜勒斯的举动深深地伤害了他，所以尼克松在1972年走下飞机时主动伸出了手。

而在万隆会议，每个参与者都感受到主办者苏加诺的扬眉吐气：“这是人类历史上有色人种的第一次洲际会议。姐妹们，弟兄们！我们的时代多么激动人心！……各民族、各国从几个实际的沉睡中醒来了。用战火燃烧地球的白人旧世界正在垂死挣扎；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在崛起，这个世界将消灭冷战，建立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占据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称之为国家的道义暴力，为和平努力。”

印度的尼赫鲁是这次会议的主角，这个在伊顿公学、牛津大学受教育的精英中的精英以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著称。在这次会议上，他热情地向全世界推荐了周恩来，而西方的媒体很容易将这两位杰出人物作比，他们都是出身贵族的革命者。就像一位法国记者创造了“第三世界”这一名词一样，周恩来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了20世纪后半叶外交史上最著名的名词之一。如《周恩来传》作者迪克·威尔逊所说“取得了在外交上的最伟大胜利”，他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形象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这次会议准确印证了亨利·基辛格对外交的判断，“它仍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那些对共产主义政权保持怀疑的人在面对周恩来的个人魅力时，也努力收敛了这种怀疑。

孤立中的和平努力

二战造成了帝国的瓦解，而刚刚获得了自由的国家们尚未遭遇发展的困难，他们是如此自信，并自然将自己所遭遇的苦难视作正义。正如周恩来在会上的提醒——“亚洲人民不能忘记第一颗原子弹是落在亚洲的土地上”，因为共同的被殖民历史，他们走在了一起，尽管其后，他们彼此间的矛盾迅速爆发出来。

保守得令人无法接受的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将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称作“万隆时代”，令他这样的保守派愤怒的是，这些根本无法管理自己的下等人竟然大张旗鼓地闹独立。在80年代初出版的《现代》一书中，约翰逊以充满谐噱的方式模仿了当时的“非殖民化运动”中的领袖人物的语气：“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第三世界，像从帝国的灰烬中诞生的凤凰涅■一样，自由、和平、不结盟、勤奋、没有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罪恶，充满公共美德，今天用它的新生拯救自身利益，明天以身作则拯救全世界？就像19世纪理想主义者把受压迫的无产阶级看作美德的知识库，把预想的无产阶级国家看成理想国度，今天拥有殖民地历史和非白人的皮肤便拥有被国际社会尊敬的资格。前殖民地国家本身就是正义的。这些国家聚在一起就成了智慧的议事堂。”　。　想看书来

毛泽东与周恩来（5）

周恩来在1953~1955年将精力集中于外交事物，就像他在1954年9月23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说的：“每个人都能看出，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建设我们的国家，使它成为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的、繁荣幸福的国家。我们和平地工作，我们期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与一个和平的世界，这一根本情况决定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一种和平的外交政策。”他期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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