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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营养午餐计划的成本，只是每个孩子每天十美分而已。研究人员发现该计划大幅提升了学生的营养、发育速度和到课率，对女孩尤其如此。然而该计划并未能充分实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大约有5000万名学生原本可以从营养午餐中受益，却因资金短缺而无法得到帮助。

刚果一所学校鼓励学生留校。校方正在给孩子提供食品。

（拍摄：尼可拉斯）

以上我们讨论的各种方法，在提升学生到课率方面都已证实有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学生一旦上学，如何提升他们的学习质量？一个特别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方法，是提供小额奖学金给成绩优异的女孩。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在肯尼亚主持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调查了改善教学质量的六种不同方式，小至免费提供教科书，大至学生赞助计划。其中最能提升学生考试成绩的方式，是规定参加六年级考试的女生只要排名前15％就会得到19美元的奖学金。19美元就能让她们继续读七、八年级，同时，在大会中得到表彰也是莫大的荣誉，女孩们个个受到激励。发放奖学金的学校是随机挑选的，而这些学校女生的学业表现明显比对照学校的女生优异——甚至连能力较差、实际上没什么机会赢得奖学金的女生，也表现得比对照学校的女生优异许多。男孩也表现较好，显然是因为女生带来的压力，或是不想忍受成绩落后的羞辱。

这种援助计划都已被证明有益，但不是所有援助计划都得到了同等对待。过去几年来，增加对外援助的呼吁遭到过集体反对。纽约大学教授、世界银行的资深人士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就是这样一个怀疑论者。他认为救援物资常遭到浪费，而且有时候造成的伤害大于好处。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者，他不屈不挠地热情呼吁，希望有更多援助用于打击疟疾和艾滋病以及帮助一些国家摆脱贫穷，他的著作却受到伊斯特利尖刻的嘲讽。也有其他经济学家指出，一国得到的救援多寡与促进该国的发展程度之间，很难找到任何相关性。如同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和阿文德·苏布拉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于2008年在《经济及统计报告》（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的一篇文章中所说：一国得到的救援资源多寡与促进该国的经济成长之间是否有正面（或负面）的关系，我们没找到多少有力的证据。我们也没找到证据显示，在较佳的政策或地理环境中，救援工作会效果更好，或是某些形式的救援比其他的来得有效。

我们非常崇拜U221的主唱波诺（Bono），他孜孜不倦地支持非洲的救援活动，也了解其中的细微之处。他谈论扶贫政策很有针对性，就有如他唱歌那么动听。但是2007年，当波诺在坦桑尼亚的一场国际会议中发表演说时，一些非洲人起哄，坚称非洲需要的不是救援，他应该少管闲事。乌干达人安德鲁·姆温达（Andrew　Mwenda）也抱怨“国际善意鸡尾酒”的灾难性后果。肯尼亚的詹姆斯·席瓦提（James　Shikwati）甚至曾向西方捐助者恳求：“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你们住手吧。”

这些怀疑论者的某些论点是有道理的。任何在非洲旅行的人都看得出来，援助要执行得当，通常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2000年，在尼日利亚举行的世界卫生会议设定了一个目标：为预防疾病，在2005年之前，要让60％的非洲小孩用上蚊帐。而现实情况是，到2005年，只有3％的小孩用上了蚊帐。也有人提出比较合理的顾虑，认为救援活动使得非洲国家的汇率上涨，削弱了当地企业的竞争力。

甚至连简单的介入，比如防止艾滋病病毒在分娩时发生母子垂直感染，想要执行得当，也比任何一个坐在扶手椅里的美国人所能想象的还要困难许多。一份四美元剂量的“卫滋”，就能让新生婴儿免于感染，因此这种介入方式被称为“公共卫生的低垂果实”。但是就算孕妇接受艾滋病检测，就算她到医院生产，就算医院备有“卫滋”而且在第一时间帮她注射，就算院方教导她不要以母乳喂养婴儿以免病毒通过母乳传染，就算院方免费送婴儿配方奶粉给这名母亲，并且教导她如何给奶瓶消毒——就算做到以上所有准备，这套预防系统也往往失败。许多妇女出院回家时，就直接把奶粉丢在医院外的树丛中。为什么？因为妇女生活在非洲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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