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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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告诉女儿切除过程所带来的风险，这让女儿改变了主意。这个偶发事件让莫莉深信，终止切除外阴习俗的关键在于改变村民的态度。

1991年，她正式启动“托斯坦”的运作，把重点放在贫穷村庄的教育上。通常“托斯坦”会派遣一名当地教员到村里讲课，课程很多，包括民主、人权、解决问题、卫生、健康和管理技巧等单元。村民必须积极参与，帮助提供上课场地、课桌椅、学生以及老师的食宿。这个课程为期三年，男女都能来，不过学员们要作好心理准备，因为他们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一周三堂课，每堂课两或三小时。课程内容也包括训练村庄的管理者，成立小区管理委员会以及建立小额信贷体系来鼓励村民经营小生意。由当地妇女领导的这个组织非常小心，避免与村里的男人为敌。

“我们倡导女权才一阵子，就听到了反对声音，”莫莉说，“一些男人把我们的中心给关了，他们非常愤怒。后来我们坐下来，重新编写整个单元，把‘女权’改成‘人权’——民主和人权。这时男人也开始支持我们了，男人只是想参与，他们不想被当成敌人。”

“托斯坦”的谨慎作风，不愿意使用“残切”一词的做法，甚至不愿明说他们反对外阴切除的态度，有时候会激怒女权主义者。尽管如此，她们还是保持自己的风格，维持一个正面的态度，让村民有足够的知识自行去作决定。他们的课程内容包含跟外阴切除相关的人权及健康议题，但是抱持不批判的讨论态度，不会建议父母停止帮女儿作切除。最后，大家通过公开地讨论切除而打破了禁忌。妇女一旦认真思考这项习俗，明白了外阴切除并不是普世价值，就会开始担心健康风险。1997年，马里康塔班巴拉村（Malicounda　Bambara）一个由35名妇女组成的团体，在上完课后踏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她们宣布从此再也不会让女儿进行外阴切除。

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是个突破，也值得喝彩。但谁也没想到，这到后来竟成了灾难。其他村民痛斥这些妇女没有女性及非洲人的风范，指控她们拿白人的钱来背叛自己的族群。之后的几个月，这些女人们以泪洗面，担心女儿会成为老处女。莫莉向当地一位宗教领袖请教，了解到外阴切除是跟婚姻息息相关的，如果谁家的女儿没做切除，那会严重影响她的婚姻。莫莉认为“托斯坦”的错误在于让单一村庄独自行动。

“大家必须一起改变，否则你永远无法把女儿嫁出去，”莫莉说，“以前我母亲逼我戴牙套，我不仅流血，还哭了整整两年。要是一名非洲妇女说，‘你怎么对女儿如此狠心？’我母亲会说，‘我省吃俭用，从我微薄的薪水里省下一些钱，好让女儿的牙齿变得整齐好看，这样她才嫁得出去。你说我狠心，未免也太过分了！’”外阴切除是同样的道理。

莫莉下决心让整个嫁娶社群集体放弃外阴切除。“托斯坦”先是帮助妇女团体确认经常跟她们村有嫁娶关系的其他村庄，然后举办村与村之间的外阴切除讨论会。“托斯坦”也帮助妇女筹组共同宣誓大会，宣布她们放弃这个习俗。结果成效惊人。在2002～2007年之间，超过2600个村庄宣布停止切除。“速度正在加快！”莫莉说，并补充道，“托斯坦”的目标是在2012年之前终止塞内加尔的所有切除习俗。

2008年，塞内加尔政府检视该国所有终止外阴切除的活动，评定“托斯坦”是唯一取得重要成效的组织，于是把其方案推向全国。几天过后，西非地区的各地卫生官员也全然采纳了“托斯坦”模式。

如今，“托斯坦”已经发展到冈比亚、几内亚及毛里塔尼亚，也在东非的索马里和吉布提开设课程。莫莉表示，该方案由下而上的方式，在每个国家都能找到接受度良好的听众。“托斯坦”的努力已得到许多国际机构的赞赏，2007年被授予希尔顿人道主义奖（Conrad　N。Hilton　Humanitarian　Prize）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这些认可帮助“托斯坦”得到私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美国犹太人世界服务组织”（American　Jewish　World　Service）的财政援助，因而能够稳步扩展。为了鼓励捐助者，“托斯坦”还发展了自己的赞助计划：捐助者可以“领养”一个约800人的村庄，支付1。2万美元开设为期三年的课程。

除了华盛顿特区办公室有两名美国人负责筹募资金和推广工作外，莫莉是非洲“托斯坦”唯一的西方职员。非洲“托斯坦”强调雇用当地职员，使其成本效益极佳，部分原因是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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