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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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接受他为联共（布）党员。 “您可以认为自己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党员，”斯大林慷慨地说。“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目前不宜谈这件事。” 于是，这位“督办”真的把自己看作苏联的人，他曾是位纪律性很强的党员，以绝对服从的方式执行了莫斯科的指示，将这个富饶地区的自然资源交给苏联使用。这个交易当时属于高度机密。 斯大林高度评价了总领事阿普列祥在新疆的活动，给了他各种荣誉称号，赞扬他能够在这个省的大众之中培养对苏联的好感。稍晚些，米高扬告诉我，当我们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改变，新疆被归迫还给重庆之后，斯大林在一个小圈子里说过：“阿普列祥知道得太多了。”这是一个信号：有功劳的总领事失宠了，他的命运已被决定。但这次，“主人”想避免多余的动静。他决定悄悄除掉阿普列祥。此后，事情便按照已经非常熟悉的程式发展。 从乌鲁木齐回来例行休假的阿普列祥出发去了阿布哈兹。在那里，在山道上，出了车祸，于是阿普列祥死了。“领袖”周围的任何人都不怀疑，车祸是斯大林亲自安排的。 在战争最初几年里，杰卡诺佐夫曾经几次去乌鲁木齐见“督办”，那里已经是新任总领事巴库林，典型的党务人员。在他的任内，与盛世才的关系开始恶化，所以副人民委员的一次次旅行于事无补。 很快，蒋介石用自己的方式惩处了“督办”，下令将他砍头，将新疆彻底收回。 后来，我跟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有过几次保密谈话。这些谈话，似乎是偶然进行的，也就是当我每次就一些具体问题找他时，在问题解决之后，他一般会请我呆一会儿，坐一坐，叙叙旧。通常，他会要来茶和小面包圈，我们面对面坐在椅子里，然后他开始讲述某个与斯大林有关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六十年代，当时米高扬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位子上，他的秘书会预先告诉我，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给我的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所以，我尽量在所给的时间之内办完事，然后马上准备开溜。所以，当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留我的时候，我会借秘书的话。而他则带着滑头的微笑说： “那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并且他们可以等嘛。”他似乎以此在强调，非常清楚地了解自己职位的礼仪性质。 当我最终走出他的办公室时，守在接待室的访客们恶狠狠地看着我。 这里想讲述的那次谈话，特别长，并且十分坦率。这是在1972年，米高扬被解除了主席的职务，但保留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当时，我担任主编的《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杂志准备刊登米高扬回忆他三十年代中期出访美国的一篇文章。我找米高扬讨论编辑部提出的几处细节问题。跟文章有关的问题解决之后，米高扬像往常一样，请我坐一坐，“叙叙旧”。这次他回忆了李维诺夫和契切林。“李维诺夫，”米高扬开始了自己的叙述，“是个聪明而且精明的外交家，斯大林对他不错，当然，只是在某些时间之前。可是，莫洛托夫根本就容不下李维诺夫，当斯大林夸奖后者的时候，莫洛托夫妒忌他，并且想方设法于三十年代末除掉了李维诺夫，虽然李维诺夫还能够给国家和党做许多工作。莫洛托夫也不喜欢契切林。正是他说服斯大林除掉契切林的。并且斯大林本人对契切林也不满意。遗憾的是，这个人的知识和经验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他本来可以作譬如外交部副部长或者部长顾问。可是他却呆在科利亚兹莫的别墅里，弹钢琴，早逝于忧郁病和无所事事。不过终究是善终。李维诺夫的命运要更加悲惨……” 最后这句话使我警觉。“更加悲惨的命运”是什么意思？因为，根据官方的说法，他病死在自己的别墅里。这时，米高扬接着说： “实际上，在打算与希特勒签约时，就已经决定要换掉李维诺夫。他一个犹太人，并且是在国际联盟，以及在整个国际舞台上体现我国与希特勒德国斗争的这么一个人，在这个时刻，担任外交人民委员（部长）的职位显然已经不合适了。但是他可以继续作副人民委员。他的经验还是可以利用的。但是，莫洛托夫却想方设法使他被彻底解职。莫洛托夫对国际事务一窍不通，因而不愿在身边有一个比他更有经验，更熟悉的人。结果，1941年秋天之前，李维诺夫被解职。只有当我们的情况非常糟糕，当斯大林拚命捞每根稻草的时候，他决定利用李维诺夫的经验，派他到华盛顿作大使。李维诺夫在那里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可以说，是他在危难时刻救了我们，争取到将租借法案扩大到苏联，筹借到了十亿美元。现在可以轻松地说，租借法案没有什么意义。但1941年的秋天，我们已经输光了，因而，如果不是租借法案，如果没有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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